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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王国慧
本报记者 王云帆
上海报道
在和平饭店，练明澄回忆起自己生命中的那个重要片段———在安然的日子。
她现在和安然惟一的直接联系就是，作为它的债权人，还会间歇地收到来自美国破产法庭的一些法律函件。
回顾自己的“安然时代”，练明澄很诚恳地说：“我至今非常尊重这个企业，它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起步平台。”
“至于它的企业文化，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也要分两部分来看。我在那四年中，前三年是非常愉快的。有人说安然是一种‘侵略性’（aggressive）的文化，但从另一方面说，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安然富有进取精神，里面的每个人都充满理想。只要有一个好点子，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如何，都可以得到重视。这是个自由、广阔的平台。它培养员工的态度就是‘哪里更好就去哪’。但是到了后期，这种文化一下子就倾斜了，变成了一种残酷的、充满竞争性、侵略性的交易员文化。”
至于安然帝国的崩溃，练明澄并没有觉得这给自己带来了任何阴影，她只是看到了启示。“我觉得安然事件，对我这样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任何泡沫都是会破灭的。我觉得做事一定要踏踏实实，不能有什么夸大。对那些有泡沫成分的事，我决不会再去参与。”
这位善于帮助别人分析的金融师却向来疏于打理个人财务。提到在安然的财物损失，她很泰然：“可能我很懒吧，我有很多期权都没有卖。”
练明澄对这种宽容的解释是：“在这个问题上，安然的确应该负责任，不过，从个人方面来说，尽管很多员工因为安然丧失了一生的积蓄，但也有很多人，却因此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期权，如果你早抓住机会，行使了这个些期权，就可以成为富翁。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也是个个人的选择问题。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安然为什么会崩溃？它的那种曾经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为什么会一下发生这么大的倾斜？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度的问题吗？
练明澄说：“我觉得就是一两人变得太疯狂贪婪了，而且不受约束和控制。安然作为美国最大的能源巨头，而且又占领了新兴市场，受到的约束太小。安然内部也是几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这种不断上升的市场大环境下，这种个人私欲的不断膨胀最后导致了这种结果。我觉得Skilling是主要负责人。一方面外部处于一个备受追捧的环境，一方面内部他独掌大权，就开始肆无忌惮了。不过Skilling也的确有他的雄才大略。如果没有他，安然也不可能成功。是他把这种创新的能源交易的商业模式推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离开安然后，练明澄决定回国。她说，安然给她的最大影响，可以说深入骨髓的就是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安于现状的精神。
说起现在上海国资公司的工作，练明澄说：“开始在安然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做海外业务开发的，可能由于个性原因，比较倾向于做长期投资。后来因为这些业务被砍掉，开始做交易业务。我觉得这种交易员文化过于残酷，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工作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平台。现在国内正处于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在其中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练说自己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不去外企工作。她的解释是，自己对国内了解不够，经验不足，还需多认识国情，所以还是选择了现在这个平台。
练这样概括之前的这两份工作：安然是在那个时代她抓住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而现在的工作则是这个时代里，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平台。
她觉得，两种企业文化非常不一样。安然是那种极端进取，到最后很侵略性的文化。她说：“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美国那边的事特别遥远，恍如隔世。以前在安然工作非常忙，美国的生活也很简单。安然有一种特别的活动方式，就是下班以后的happyhour，各部门人员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费用由公司出，大家可以充分交流一些内外信息，对工作很有帮助。氛围相当自由，不过花钱常常有点过度了。后来在日本，日本人也是下班以后部门同事在一起喝酒，但天天如此，把个人时间完全占据了，而且又都是一个小部门内部的，没有什么建设性。”
练说，相比之下，国内的生活方式就很舒服，而且时常让她感到兴奋，“其实我很喜欢回国的感觉，在国外我总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但在国内我是个参与其中的人，我能感受到我参与到这个大时代里面，这让我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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