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新一届政府经济韬略
【编者按】
2003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1月27日到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这是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将总结今年的经济情况，重点讨论并制定明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韬略将得以全面展现。
而此前不久，10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就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工作听取经济界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三农问题专家韩俊和财税专家高培勇接受了本报专访。
本报记者 覃爱玲 见习记者 孙雷 北京报道
建议明年将农业税实际税率降至最高不超过6％。力争在5年、最长不超过10年的时间内，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实现统一城乡税制。
27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今年我国农村政策运行得失、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明年农村政策应该推行的重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韩俊认为，今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起伏较大，总体平稳；并指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有两个：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而滥征土地则是当前导致农村矛盾尖锐的最重要原因。
韩俊提出了8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政策建议。他表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思路已越来越明晰，需要的是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明确提出今后几年内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局面的措施。
《21世纪》：请你对今年我国农村政策的运行得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韩俊：今年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是起伏较大，总体平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今年农民增收确定的目标是高于4％，现在看来实现这一目标没有问题。
二是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今年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很大，尤其是进一步优化了优势产业的区域布局。
三是农村改革稳步推进。最主要的是税费改革试点在30个省全面推开，配套改革也在进一步推行，机构精减，税费合并等，对减轻农民负担确有明显效果。
其他方面像今年中央还出台了几个关于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农村金融方面，信用社改革方案正式出台，试点正在开展；土地方面，国务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对开发区滥占耕地的问题进行了清理；部分地区进一步深化了粮食流通领域改革。
整个农村社会也是保持稳定，矛盾最突出的问题还是用不同手段侵害农民土地问题，大量低价征用农民用地。
《21世纪》：关于农民增收方面，你具体有哪些建议？
韩俊：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难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八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一是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税费改革后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样高的税率，几乎抽走了粮食生产的全部剩余。建议明年将农业税正税税率降至最高不超过5％，加上20％的附加，农业税实际税率降至最高不超过6％。要力争在5年、最长不超过10年的时间内，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实现统一城乡税制的政策目标。
二是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用不同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主要形式。在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上要把握好三点：首先，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其次，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年度计划的控制下，应允许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合理流转。最后，对各地竞相压低土地出让价的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
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坚持把大部分粮食风险基金补给农民。今年粮食风险基金30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200亿元。从开展直接补贴试点的几个省来看，除了安徽以外，其他省风险基金用于直接补贴农民的比重很低。不能把大部分粮食风险基金拿去优先解决国有粮食企业的“三老”问题，明年最低要拿出风险基金的一半用于直接补贴农民。
四是在明年国债发行规模适当减少的情况下，要确保国债资金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总规模不减少，即能维持在500亿元的水平上。在国债发行规模逐步减少的情况下，应逐年增加中央预算内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目前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渠道较多，多头管理造成了力量分散，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不少资金投下去以后，甚至被大量挤占和挪用，对农民增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要尽快研究整合农业投资的具体办法，并切实改进农业投资的管理，使得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是要进一步拓宽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中央确定的将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的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农业银行支农弱化的问题也要解决。农业发展银行也面临重新定位问题。除了继续重视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外，对以下两个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既要大力推广小额信贷，探索将一部分信用社改造成为专门的小额信贷银行；又要允许民间借贷存在，严格管理，要有一套监管办法。
六是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最近两年政策力度很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要将已经制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同时，也应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制度性问题要解决，例如带有歧视性的暂住证。
七是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改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就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财力来讲，应该有能力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方面走得更快些。关于农村卫生问题，关键是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卫生资源，并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
八是大力精简县乡机构和人员。必须推进县乡政府机构的改革，精兵简政，建议适时取消乡镇财政。随着乡镇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上划县里，乡镇政府职能越来越弱化，可以把撤销乡镇级政府作为一种选择进行探索。
《21世纪》：你怎么看目前我国的粮食供求问题？
韩俊：最近的粮油价格上涨，引起了各方对粮食问题的关注。事实上，2000年至今年，粮食已连续4年产不足需。但是观察我国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周期观。1995年至1998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粮食总供给出现过剩，这段时间全社会累积了一个庞大的粮食库存。
1999以来的5年整体上是减产的阶段（2000年仅增产1％）。近年来粮食产量下降是在粮食供过于求、市场粮价下跌、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情况下，农民和政府做出的一种合理调整，这种调整对缓解粮食生产和流通中的诸多矛盾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但也应清醒看到，如果明年继续减产，粮食产需缺口在现有水平上继续扩大，就可能出现粮食供求偏紧的局面。因此，今后几年粮食政策应由过去几年适当控制粮食产量转向促进粮食产量的合理回升，以保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适度进口，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
目前重要的是对实现粮食供求要有信心，不要过于悲观，还是要优化粮食的区域布局，把粮食安全跟提高效益和竞争力结合起来。
《21世纪》：目前在农村政策问题上，各方分歧比较大的是什么？
韩俊：农村政策问题上总体来说大家思路上比较一致，像在降低农业税率、严格征地制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加大国债投入上，都没有什么分歧。
目前分歧比较大的是直补农民问题。比如有专家认为不能直接补贴农民，因为城市人口是少数，农村人口是多数，少数人不能补贴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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