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财政收入制约税制改革

　　新一届政府经济韬略

　　【编者按】

　　2003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1月27日到11月29日在北京召开。这是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将总结今年的经济情况，重点讨论并制定明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韬略将得以全面展现。

　　而此前不久，10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就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工作听取经济界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三农问题专家韩俊和财税专家高培勇接受了本报专访。

　　见习记者　孙雷　北京报道

　　原来曾测算过，说想明年给农业税降低两个点，现在是8.4％，降两个点，影响税收收入90亿。现在据说只能降1个点。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财政收入的一种制约。

　　“从下半年出口退税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可以肯定地说，以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正式启动。”财税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对记者说。

　　11月24日下午，本报记者围绕新一轮税制改革对高培勇进行了专访。

　　《21世纪》：你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怎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提出的，其最中心的理由是什么？

　　高培勇：同现行税制设计并实施的10年前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7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互联网的运用更加普及、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和税收实际征收率迅速提升。这些变化，使得现行税制同其赖以依存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了诸多的摩擦，从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同时，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变量一一收入眼底，可以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启动新一轮税改的良机已经到来———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改革事项，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是题中应有之意；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工程，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必须早些着手、率先动作；伴随积极财政政策思路的重大调整，新一轮税制改革可以搭船出港。

　　《21世纪》：新一轮税制改革有别于1994年税制改革的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

　　高培勇：新一轮税制改革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揽子整体推出一个变革，而是一种渐进性的，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改革。

　　《21世纪》：为什么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一揽子推出，而现在是逐步的呢？

　　高培勇：1994年的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税收制度的一种重新确立，是一种重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基本上不存在一种成熟的税收制度。那时候主要是两个税，工商税和工商企业所得税，而这两者也是频繁变动，经常调整的。

　　改革开放之后，税制建设的步伐开始加快，各种各样的税收制度开始推出。但是这些税收制度，只是根据某种形势的变化，推出的一种税收机制。比方说有中外合资企业出现了，它要纳税，我们推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出现了，我们就得推出一个中外经营企业所得税。

　　出一个事，推出一个税，就是没有整体性的概念。而且在那时，我们并没有确立要走市场化道路。

　　只是在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后，我们才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的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后，就带来一个问题———税收制度什么样？

　　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是很大的一种体制的转换。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要重新构造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十四大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1994年税制改革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第二个决定性影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提出那么多税收制度，但是矛盾也很突出。连续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要减少一个百分点，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削弱到不能再削弱的程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必须做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一种整体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革。十年过去了，我们对1994年的税制改革的评价是，已经初步搭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税制体系的基本框架。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并不是把框架推倒重来。这就决定了，新一轮税制改革不是一种重建性质的大规模调整。

　　尽管是分步实施，但是放在一个统一的盘子之中，统一筹划、统一设计。出于客观条件的考虑，选择恰当的时机，逐步地推出。

　　《21世纪》：那么，我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否有阻力呢？

　　高培勇：一个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就是钱。我们知道该往哪儿走，怎么走，但受到钱的制约。换句话说，你能拿出多少余钱来支撑税制改革。能拿出的多，税制改革的进程就快，能拿出的少，税制改革的进程就慢。

　　我举一个例子，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走城乡税制一体化的道路，不讲其他，单讲税制，中国农民就比城市多承担了不少，税费改革前是400亿，改革之后大概是700亿。如果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这700亿是全都要免掉的，但是不行，因为财政支持不了。原来曾测算过，说想明年给农业税降低两个点，现在是8.4％，降两个点，大概影响税收收入90亿。现在据说只能降1个点。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财政收入的一种制约。如果不要这几十个亿，中央财政就要亏空几十个亿，减谁的？

　　《21世纪》：发改委中小企业司非国有企业处处长顾强在近日召开的《民营企业与东北振兴》论坛上谈到，中央决定将要对东北的八个行业率先做由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增值税改革已经开始启动？它会很快推广到全国吗？

　　高培勇：我们的增值税改革将会逐步开展起来，而增值税改革一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什么呢？因为增值税是一个链条，它的这个抵扣，必须全国连成线才行。比如说你在东北某个地区生产手机的零部件，按照17％的税率交税款，它依照生产线可能就卖到北京了，卖到北京可能是零部件，那我怎么抵扣啊？你在那说设备这块你可以抵扣了，到我这里是不是不可以抵扣？那税谁来交啊？因此讲，这样一种试点，不用太久，只要是基本顺利，就会很快向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