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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光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对其分支机构的考核主要集中于利润和规模两项指标，而这些考核实际可归结为对放贷规模的考核
自年初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为防止国民经济陷
入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而导致的通胀困境，央行频频出手，甚至于不惜使出“准备金率”这一杀手锏。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贷款的快速增长决非“经济过热”这一说法所能解释，它是四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逐利本质
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着相同的最终目标，即利润最大化。这决定了商业银行只能是“嫌贫爱富”、“逐热避冷”。而“逐热避冷”的结果就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运行正常，盈利能力提高，银行自然乐意放贷，而且一点都不含糊，这有利于推动经济的进一步上升；可当经济处于下滑时期，企业应收账款增加，现金流减少，甚至于出现亏损，非常需要银行的支持，可是此时的银行偏偏捂紧口袋，任凭企业苦口婆心百般劝说，就是不肯掏钱，这只能令企业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下滑速度。
这一论述在中国再次得到验证。就在前几年，当中国处于通货紧缩时期，物价持续下降，企业急需资金支持，国民经济急需内需拉动，但银行就是不肯放贷。纵使央行连续八次下调利率，并下调准备金率，银行惜贷问题依然严重。自今年以来，经济走出通货紧缩阴影，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或许是受压抑太重，企业和政府出现投资热潮，尤其是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用“超速增长”一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今年以来贷款的快速增长是商业银行逐利本质的结果，是其顺周期性特征的体现。这也难怪央行频频出手，却难以见效。
不当约束与激励
事实证明，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如果激励与约束不当，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乃至于现实结果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由此来看中国的不良贷款处置问题：自银监会成立以来，银行监管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着重强调维护金融稳定与保护存款人利益。而与这两者格格不入的便是不良贷款问题。为此，银监会三番五次强调要着力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同时，银行要想实现上市目的，不良贷款率必须首先合格。在过度的激励与约束下，银行很可能通过大量放贷，来稀释分母，从而实现快速降低不良贷款的目的，但大量放贷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更多的不良贷款。
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2002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6.12%，不良贷款余额为20881亿元，总的贷款余额为79943亿元；到今年9月末，四大行不良贷款率下降4.8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减少888.76亿元，贷款余额增加了12775亿元。
假设在此期间不良贷款余额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计算出，通过发放贷款而带来不良贷款率下降了3.6个百分点[即26.12%-20881/（79943+12775）*100%]，其对同期不良贷款率下降总百分点4.83的贡献度达到75%。而银行通过化解清收历史不良贷款仅带来不良贷款率下降1.2个百分点。
从另一角度来分析，截至9月末，不良贷款率下降4.83个百分点，达到21.29%。据此推算出的不良贷款余额应为19739亿元，比年初20881亿元减少了1143亿元。而现实中公布的数据仅减少了888.76亿元。这说明其中的254亿元被新产生的不良贷款冲销了。而这正是银监会日前开会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不良贷款反弹”的原因所在。虽然，这种现象并非普遍，但至少表明在不良贷款处置问题上由于约束不当，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贷款的快速增长。
考核指标不完善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对其分支机构的考核主要集中于利润和规模两项指标。规模指标主要是通过存贷款额反映出来。而在盈利模式单一的情况下，银行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差，即利润指标也是主要取决于银行的存贷款额。在此情况下，对利润指标和规模指标的考核实际上归结为对放贷规模的考核。在缺乏质量指标约束的情况下，考核的结果只能是激励分支机构大规模发放贷款。如果激励不当，银行就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为了追求贷款规模，难免出现玩弄数字游戏的问题。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银行票据业务的空转对倒现象。
根据统计，上半年已签发的未到期商业汇票余额为10741亿元，同比增长85.5%；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余额8216亿元，同比增长1倍；票据融资余额9163亿元，同比增长1.1倍；上半年累计增加3396亿元，同比增长2582亿元，占新增贷款的20%，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以来，在新增贷款贷款中的20%是靠票据融资拉动的。
会计核算原则
与企业会计一样，中国银行会计在收入与费用的确认上亦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原则，而非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支付，都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从理论上来讲，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收入与成本费用的核算，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银行特定会计期间真实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但不容否认的是，权责发生制也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收入的确认上，往往是账面的确认先与现金的收付。这对于经营货币业务的银行来讲，往往容易产生很多问题。由于其确认收入的原则在于该笔收入是否在当期发生，只要银行在当期多发放贷款，其当期的利息收入便会大增。但事实上银行可能并未收到这些利息，更有可能无法收到这些利息。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利润指标的驱动下，银行为了追求短期利润，会不顾一切地发放长期贷款。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已出现了严重的“短存长贷”的结构性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贷款的快速增长与现有会计核算原则的驱动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2月02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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