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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新京报》员陈永苗的社论《保障死刑犯权利的象征意义》一文，11月28日汝玉成先生对陈永苗先生进行了反驳，认为死刑犯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无必然联系。对此笔者不能苟同。
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着天生的死刑犯，每一个死刑犯都是从我们普通的人群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保护死刑犯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无法保护普通人的权利。如让我们每个司法
人员都能感受到耻辱的云南杜培武案件，不正是证明了正是因为轻视了死刑犯的权利，最终将好人变成了死刑犯了吗？从这一点上保护死刑犯的权利也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我认为说死刑犯权利，其实也就是说保障罪犯的权利，陈永苗虽然以偏概全，但是基本可以读得出来，是要保障罪犯的权利。虽然我们要远离刑罚，不愿意接受刑罚，但是我们是生活在各种风险之中，包括犯罪的风险，例如过失犯罪，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因为故意或者过失成为罪犯（当然这仅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保障罪犯的权利，也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很多人往往将死刑犯的权利保护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认为我们必须从中作出痛苦的选择，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
保护死刑犯的权利并不构成对于社会、被害人和普通人的权利的侵犯。首先，死刑犯是一些已经失去了犯罪能力的人，我们善待他们并不会使社会进一步受损，也不会让被害人再次受到伤害；其次，尊重死刑犯的权利在犯罪预防上会起到良好的效果，贝卡利亚说了这样的话：“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了更多的罪行……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也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的双手。”最后，善待死刑犯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社会尊重生命、爱惜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纯化社会风气。
因此，我们出于对于普通民众的关心，我们也要将刑罚做得公正，我们也要给死刑犯以权利保护，防止因为我们的执法而加深其他危险分子对于社会的仇视，反过来让我们的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贝卡利亚这句话，也能从我国的历史中得到总结，我们不能认为刑罚越苛严社会就会越稳定。邹云翔（江苏检察官）（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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