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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
从1998年算起，中国已经实施了将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毫无疑问，这6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是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扩张的依赖也日益严重。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正引发广泛的争论。
“积极财政政策无论言进还是言退，都很难，”高培勇告诉记者，“几乎没有最优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正在面临着一个复杂的两难选择。
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而在过去的5～6年里，积极财政政策为GDP的增长贡献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的积极财政政策，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面貌。
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目前我国已经累积了2万多亿的国债规模，财政整体风险正在提高。经济增长开始对财政支出日益依赖，而且，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和积极财政政策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包括一些特定的机构、行业和地区。
《中国经营报》：我们该怎样评价这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高培勇：应该算大账。积极财政政策对GDP的增长有直接贡献，但积极财政政策的既有成本也很高，比如国债规模。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将近6年后，民间消费需求仍然裹足不前，事实上正是消费不足的拖累，才不得不在财政风险加大的条件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消费一直没有真正活跃起来？
高培勇：首先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总规模在增加，但是结构问题突出，收入分布和消费需求结构性失衡，导致居民总体消费倾向下降。另外是由于人们对制度预期的不确定，现在各项制度频繁变动，需要居民个人支出的项目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普遍看低，再加上中国人节俭的传统，所以很多人倾向于紧缩消费开支。
《中国经营报》：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各项统计数字公布后，有关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就迅速开展了。你认为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之下，未来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
高培勇：现在是个两难选择。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还会加剧，现在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强化。
但积极财政政策一旦退下来，我们的GDP增长会不会掉下两个百分点，你去想。一些大项目中相当的资金来源是国债，如果既定格局被打破会不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而且，如果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恐怕还会有遗留问题。现在通过国债资金已经兴建了一大批工程。这些工程要完工可能还需要5000亿～6000亿人民币，如果言退，这些工程会不会烂尾？所以现在言退很难。
《中国经营报》：对于积极财政政策该做怎样的调整？
高培勇：一个是降低力度，一个是调整投向。
比如现在我们是每年1500亿国债的规模，一下子就停掉是不行的，但要逐步减少，比如减到一年1300亿或是1200亿。
另外在投向上，过去是投向重点项目，今后除了维系在建工程，弥补历史欠账外，应该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领域。比如公共卫生建设，以应付诸如SARS之类的危机。还有就是支持改革启动，比如承担税改部分成本也应该是国债的投资方向。此外，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改革等项目。
《中国经营报》：我们的货币政策会做出哪些调整？
高培勇：我们仍然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但微调是必须的。
《中国经营报》：该怎样看待目前2万亿的国债？
高培勇：国债可以投入公共工程，刺激内需，但是国债的发行构成成本，意味着风险。我们应尽可能地加大效益。存量已经不会减少，现在只能控制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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