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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力
《经济观察报》创刊一年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选择与北京大学共同评选2001年度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可以说是一种内心意愿的表达：我们也想成为一张受人尊敬的报纸。
我们应该靠什么赢得声誉与尊敬呢？
是靠客观、公正、平衡、专业的报道，还是靠对新闻的炒作以激发公众的情绪化反应？是靠深入采访发掘新闻事实本身，还是在没有获得准确的新闻事实前，就大胆发表意见？一年以前，当我们决定以“理性，建设性”作为我们这张新报纸的办报理念的时候，就注定了我们会面对这样的考验。一
我们之所以对新竞争态势下的新闻操守和职业道德给予特别的关注，是因为我们深知，作为传媒，要想获得尊重，首先一条是讲真话。80年代末，我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总编辑丁望曾说过，我们要办一张讲真话的报纸，至少可以不讲假话。十几年转瞬即逝，但言犹在耳。我想这也应是我们《经济观察报》的“道德底线”吧。除了讲真话，作为财经媒体、作为经常性地与业界打交道的媒体，把握好编辑权与经营权的界线又是一件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最先把经营权与编辑权分别比作国家与教堂的是美国时代公司的亨利·鲁斯。由于鲁斯认定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会责任”，其次才是利润。在他的时代，“教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这一切似乎发生了变化。但是历史上有头脑的能决定媒体命运的人，首先想到的一定不是商业计划和市场分析，而是编辑思想、价值观和一群好的新闻工作者是否存在。
迪斯尼成立15周年的时候，邀请了1万人参加庆典，其中有部分媒体。迪斯尼为这次活动报销了大约800万美元，迪斯尼没有公布哪家媒体是一分钱没花的。据迪斯尼估计，在这次活动中来自电台、电视台的那群人至少向美国的各个角落播出了1000个小时的报道。
这次事件在美国的新闻界引发了众多微词，当《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约翰·卡尔诺代批评NBC花了迪斯尼大约5万美元的时候，NBC勇敢地作出了这样的答复：“迪斯尼周年庆典不是硬新闻，不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我们发现，对方通过信用卡，把设备与机票费用都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然而，NBC不允许接受这样的服务，即使是为避免冲突出现或在当时妥协了事，NBC也要如数偿还这些款项的。”事后甚至有人提出，传媒应该在报道中告诉读者，哪些报道是由企业提供差旅费的。
去年，我们报社有一位记者，在写一篇报道时抄袭了别的媒体的文章，我们请这位记者离开了报社，并以“社评”的形式向作者和读者致歉。在我们看来，信用与道德，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道德水准天生有多高，只是我们把报社看成是一个准备“多次博弈”的利益主体，希望它能积年修脯，成为百年老店。因为所谓“信用”，无非是“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如果社会上更多的人这样想，那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所说的“高信任社会里整个社会社团联系便利、商业交易成本低，使之可以长期降低社会成本”就成了事实。对于传媒的职业道德，新闻集团的刘香成也有类似的观点：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对别人太重要了、影响太大了，要特别小心。像《纽约时报》出错了，会在头版头条向读者道歉。刘说，所谓接轨不就是接轨方式、方法吗？
二
我们《经济观察报》有过一句广告词，叫做“以工业标准建设我们的报纸”。其意是说，我们要做一张比较职业、比较专业的报纸。除了前面讲的职业道德，中国媒体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媒体操作环节上缺乏流程与质量控制的标准和尺度，特别是平面媒体。什么样的稿件是好的？如何保证记者写出来的稿子不偏离当初选题会上的初衷？如果我们认定现在的媒体运营已经由当初“拍脑袋”式的直觉与经验的做法，进化到流程化、工厂化管理的“大生产”年代的话，新闻就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的文风、个性和个人意趣的产物，而应该是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媒体需要有一个流程与质量监控的体系，对每一个记者的产品进行规范，使之合乎媒体整体定位、风格的需要。
但是遗憾的是，在我有限的媒体实践中，鲜见有现代意义上完整的流程与质量监控体系的报纸。从业者心中对什么是好稿，什么是坏稿，多少都有些似是而非的味道，并且与报纸业务领导的个人偏好有很大关系。于是媒体的市场表现，过于依赖少数业务领导人的存在，这对一张报纸的长期发展显然是不利的。《经济观察报》如何走好职业化、专业化报道的道路，如何有一个好的价值观并在操作的层面上得以平稳地实施，便成了我们另一个格外关注的问题。三
就眼下信息传播的数量来说，对每一类读者可能都是过剩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仅应该提供信息，《经济观察报》还应该提供对信息的梳理与整合、分析与判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给读者“舆”，还给读者“论”——见识。我们给读者解释性的东西，经过价值判断的东西：我们努力把个别的、割裂的、分散的事实还原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其实，所谓深度报道不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其真正意义的脉络中吗？这是一种“后发制人”的竞争。
说到竞争，我们一直以为，媒介产业的竞争只是热身阶段。眼下报业市场的竞争还远未达到激烈的程度，甚至说真正的报业竞争还没有开始。大资本、海外资本、有实力的企业还在探索、观望和等待。以《经济观察报》来说，无论是规模还是报纸架构都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在办报实践中，传媒的市场化运作、传媒的独立性与资本的关系、传媒的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建设、新竞争态势下如何重建新闻资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远未达到厘清与解决的程度。和其他领域的巨大变革相比较，传媒业不过是刚刚有一点儿“风吹草动”。
如果说英国人培根的一句“知识就是力量”奠定了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时代的口号可能就是“话语权就是力量”——这虽是一种夸张的表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今天的现实。这样的情形时刻提醒着我们，作为传媒业者有责任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理性的分析，建设性的批评。作为一张新生的经济传媒，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而又艰难的考验。
《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建设性”作为自己的办报理念，在编辑部，“理性，建设性”正在成为年轻传媒业者的思想方法和行动准则。坦率讲，一张经济传媒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我们也不例外。坚守“理性，建设性”，意味着我们经常会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更看重长远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事实上，做媒体意味着必须做出选择，因为你必须选择立场，不可能左右逢源，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你的公信力和最大的卖点。《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普利策奖获奖人HowellRaines说：“我们不应放弃新闻记者那种愤世嫉俗的怀疑精神，我们的职业是探究真相，不是去当啦啦队；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人们事实，而不仅仅是赢得公众的热爱。”
当思想不能自由思考时，人们是痛苦的；但当思想自由驰骋时，你也会遇到没有方向的苦恼。当经济迅猛发展时，我们可能更需要路标；当商业利益和资本正在成为左右某种东西的力量的时候，精神对于无论是传媒还是个人将显得多么的可贵。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希多夫斯基在《没有欢乐的经济》一书中透露，美国旧金山湾地区各大学参加业余交响乐队的人数在20年时间里增加了5倍，大大超过了这一地区经济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物质生活只是人类进步可以度量的方面，而精神生活的需求与发展可能是一件永无休止且大大超越物质文明发展的事情。套用一句老话，我们也是“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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