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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上市提速的原因在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股份制也是公有制重要的实现形式，并且在会议通过的《决定》中指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这是使得国有银行开始加速改制为上市造势的基本理由。银行上市似乎也并未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中，上市银行占上市公司总数30%；在Nasdaq市场银行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9%。在任何国际性资本市场中，银行上市都是很寻常的。但这一切对中国的国有银行而言不寻常。
第一，中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不是上市困境，而是中国社会信用水平低下的浓缩。根据银监会的数据，受其监管的26.5万亿元资产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就占了14.5万亿元。而截至到2003年6月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为20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9%。据说2003年10月，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出现某种反弹的征兆。但笔者一向认为，国有银行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罪过，而不单单是银行的罪过。有趣的佐证是，在杭州等城市，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银行，不良资产率都极低，而在西北内地一些城市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率竟然攀升到了90%的惊人程度！一些外资银行更是在一度处于狂热开发气氛中的海南岛身陷危局，最终不得不关门歇业，铩羽而归。可以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置信度，是决定银行业不良资产状况的关键因素；而无信的投资和短视往往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脱离了信用的土壤，不管上不上市，不可能滋生出有生命力的银行系统来。
第二，中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银行信用不足，而是国家信用透支的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有银行和各级财政之间羞羞答答、藕断丝连的资金融通关系。国有银行并未能拥有商业化所必须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权责。例如，到2002年，五年累计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同期国有银行发放了国债项目配套贷款1.32万亿元；到2003年，上述数据分别是8000亿和1.8万亿。另外，前些年的连续降息除了宏观经济使然之外，也有另外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降息也为国有企业节约了上千亿的财务负担。由此看来，银行和财政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央财政处于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艰难时期，使得上市并不能解决银行背后的国家信用透支问题，或者说，投资者从资本市场向银行培植覆盖的土壤，可能还不如透过财政的窟窿流失的水土来得更多一些。
第三，要解决中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脱离产权改革是不能的，但产权改革并非万能。党政企不分的银行管理体制是银行自身长期不能解决的痼疾，目前不少城市商业银行中，国有股已经不处于控股地位，但地方党委或政府照样向自己没有股份或不控股的银行派出整套的干部队伍，这样越俎代庖能产生好结果是偶然的，产生坏结果倒是正常的，谁支使着并不属于自己的钱的时候都不会太上心。国有银行内部老三会、新三会和党组常委三足鼎立，多头决策、相互掣肘，只能导致股东和董事会形同虚设。国有银行的这个弊病，也决不是靠上市解决得了。
第四，中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在于银行高管人员往往于银行家、官员、党员三个角色之间飘忽不定。美国曾经有研究人员对1979年以来出现问题的163家银行进行了统计，结果是81%的问题银行缺乏良好的信贷政策或者即便有好政策也形同虚设，63%的问题银行对关键部门及其高管内部监管不力，59%的问题银行没有对其贷款逐笔进行有效的事先、事中和事后风险管理。中国银行系统中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操作风险只会比上述、统计情况更糟糕。
银行上市声声急，急的是国有银行自身，广大储户仍然坚定地相信国家决不会对他们存在银行的钱袖手不管。国有银行试图通过不良资产的再剥离、财政注资、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发行银行特别债券乃至上市等多重渠道，来进行自我拯救，应该是顺势而为，但导致国有银行困境的种种病根，在上市之外而不在上市之内。为政者必须化大力气解决市场外的种种盘根错节的病灶，不幸的是，不少“市场外”病灶就是“党政内”问题，所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钟伟（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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