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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忽视对农民权益及种养业的保护，不顾及数亿农民的耕地承包和使用权，随意圈地卖地谋取预算内外收入，那么在“后城市工业化”时代的现今农村工业化，将再次对不起农民
李恩强
2003年10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要加强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管理。”保护农田和加强土地管理关系国计民生，据《人民日报》（2003．11．20）报道，国土资源部发出通知，要求坚守基本农田红线“五不准”，坚决刹住乱占滥用耕地的歪风；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项目，一律不得报批用地。《人民日报》近日还登载该报记者何炜和倪光辉的文章，主标题为“开发区整顿为何这样难？”
笔者曾在《中国经济时报》（2003．9．3）发表一篇谈当前农村工业化、开发区及城镇化问题的文章，近两月多来经对此问题进一步思考，想再简述这个有关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论题。
记得在80年代早期，曾看过重映的印度影片《两亩地》（50年代进口），该片描述20世纪上半期印度农村工业化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冲击，其故事情节及插曲《告别歌》和《摇篮曲》都很感人。对故事细节记得有些模糊，该片似描述一个农村男孩到大城市加尔各答打工，后来其父母在家乡拥有的两亩耕地又被夺走，失去了赖以为生的两亩地后流浪到城里，结果又祸不单行得了重病。该片社会背景是反映印度农村早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土地被侵权，失地者流浪至城里艰辛谋生的悲剧。艺术性与思想性兼备的我国电视剧《天下粮仓》，也反映出“农粮为本”的中华传统经济观。
中国与印度有些相似，都是农村人口特多、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如何解决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人均耕地资源短缺及保障粮食安全问题，是长期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不转农民而先转土地，或者最终到失地农户手中的实际补偿款太低，将使无业人员增多。
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也将影响粮棉油等战略物资的供给安全。陈云同志在80年代曾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而10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他还形象地告诫各地干部：钢铁是硬的，但粮食更硬。
80年代乡村公共财源的渠道之一是计划生育罚款，90年代以来乡村开支及教师工资除来自正税、非计生类罚款和各类收费外，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名义圈地霸地，廉价征用承包地高价出让，又成为非税收入的关键来源。以廉价粮油收成折成货币并逐年支付的一点可怜补偿费，如何能长期保障农户生活及其子女各类支出？
过去长时期里我国城市大规模工业化依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筹集资金，同时依靠农民大量劳动力甚至义务劳动来弥补农村水利等基建投资之不足。这种有点勒紧农民裤腰带的做法及长期的城乡间福利不公待遇，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就出现过。列宁逝世两年后的1926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提出“超工业化”谬论来攻击斯大林等稳健派，托氏胡说工业发展速度太慢，竟要以对农民最大限度赋税压榨筹集“超工业化”资金。
虽然斯大林等多数派驳斥了托派分子的荒唐主张，但很遗憾，他们自己也过早抛弃“新经济政策”，走上了超大规模工业化、粗放式投资的路子。1928年“一五”开始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发表声明拥护国家工业化，但他认为若工业化速度过快，弦绷得太紧，已造成预算紧张及消费锐减。布哈林冲动地声言：农民不应为工业化“纳贡”，不应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可惜布哈林之主张一丁点都没被采纳。偏激政策导致当时该国城市与农村居民消费和生活差距逐渐拉大。
我国近三千年来政治史上曾出现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好心办错事”之施政事例。比如，崇尚“无为而治”、贤明辅政的窦太后逝世后，西汉武帝就抛弃其祖父文帝和父亲景帝推崇的“有限管治”理念，而采纳实施权臣田酚、张汤尤其是桑弘羊倡导的类似“全能政府”新主张，从此铁、盐、酒、钱、贸、运等产业独家全盘垄断化。此种经济新政除只在短时期满足穷兵黩武之财源外，而却使民众生产生活大受其害。“文景之治”的半世纪太平盛世年景荡然无存，只在许多年后被霍光矫枉为正，但积弊已深。
文化科技经济辉煌成就时处世界顶峰的北宋时代，文才八斗的王安石在经济变革上性急蛮干（大奸臣蔡京之弟蔡卞是王安石女婿），是政治史上“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典型案例；详读王安石的五花八门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以致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问家，例如欧阳修、苏东坡、程颐兄弟、司马光、苏辙、沈括、黄庭坚、范仲淹之子、李清照之父等贤臣都全力反对。
二三十年代的前苏联以及我国的五六十年代，在推进城市中早期工业化时，有时忽视了农村投资尤其是没有缩小价格剪刀差并解决市民与农民福利差别问题。到了21世纪的前期，如果在今天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继续忽视对农民权益及种植、养殖业的保护，不顾及数亿农民的耕地承包和使用权，随意圈地卖地谋取预算内外收入，那么在“后城市工业化”时代的现今农村工业化，将再一次对不起和有愧于农民。
我国零零星星散居各处的自然村落（尤其是南方丘陵地区），必然将为人口集中、产业积聚的大集镇所代替。但是两三千年以来都一直延续着的分散式村落布局，一般来说较难在几年、十几年内促进小村落消亡而都转为“镇”与“城”的景象。当然，县乡村组织并不是只能无所作为，关键是引导好。“村”因人口和产业大积聚而升格为“镇”，如不给农户添加负担那真就两全其美。既要考虑到人口自然集中居住所带来的商业街道逐渐成型过程，又不会强迫财力有限的村民借债来建宅修街筑路。近来曾看过中央电视台以生动画面，详细播报多起霸地不用而荒至长草及“强迫出资型城镇化”类似事件。
在县乡村三级公共财力较强，或者以规范商业性运作方式筹集建设资金的地方，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人口及产业积聚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紧迫的，这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农民收入的的大政策。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循其自然与因势利导应并举。但愿极少数地方曾出现的“波将金村”形象工程的“城市化”，将为多方得利共赢、“引导型”城镇化城市化的快速步伐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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