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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灼基:改变资本市场低迷现状
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的情况,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目标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不相适应；与我国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形势不相适应；与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改善,效益上升的情况不相适应；与居民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愿望提高不相适应；也与今年以来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指数回升的情况不相适应。同时,直接筹资
比重下降,银行储蓄大量增加,风险集中,不利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加大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为改变当前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特提出十二条建议: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修改证券法,正确处理监管、规范与发展的关系。第二,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协调发展,突破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分业管理、分业经营的界限,实行规范有序、严格监管的混业管理和混业经营,增加资本市场资金供应,提高资本市场有效需求。第三,明确国有股减持政策和减持时间表。第四,规定盈利的公司必须当年以现金分红。净资产盈利率低于5%的全部分红,超过5%的应以70%分红。没有以现金分红的公司不能申请增资扩股,两年不以现金分红的公司要追究董事会责任。第五,控制公司上市节奏和上市规模,保持资本市场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第六,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国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采取多种形式引进外资进入A股市场。第七,开展股票质押业务,分流储蓄资金。第八,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保险资金和社保资金进入股市的比重。第九,实事求是地处理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必须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产生的背景,采取积极、慎重、务实、周到的措施,照顾各方利益,不能操之过急；而且要有破有立,在解决违规资金进入股市问题时,要提出和落实合规资金进入股市的形式和渠道。第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十一,尊重流通股东权益,在公司重大事项上,实行一票否决制。第十二,协调宏观管理部门政策,建议国家制订和发布积极发展股市的相关规定。(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樊纲:分散解决国有股流通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25年,为什么比较成功?总结起来两个做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就是双轨制,在旧体制改不动的时候,先发展起一块新体制(成份),然后通过经济结构的改变,通过新体制的示范作用,为旧体制的改革创造出新的条件,实现旧体制的改革；第二条就是分权化,或称分散决策,也就是在整体改革很难推进的时候,把问题分而治之,特别是通过下放自主权,由各地方、各部门分头决策,通过搞特区、搞试点、允许各地自主决策等办法,把改革推向前进。这个经验同样可以借鉴用于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即分散决策与分别定价,使国有股流通问题得以较为顺利地解决。
在解决主板市场国有股流通的问题上,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即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分级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权利,应当充分把握这种有利条件积极加快解决国有股全流通问题。
前两年国有股减持没做下去,大家在网上提出了成百上千个方案,其实最终归结为一个难点,就是由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中央政府直接面对几千万股民,面对上千家企业,要找出一种统一的减持价格方案,这太难了。而现在由各级政府分级行使所有者权利,可以设想能否让各地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各地上市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分头与股民谈判,分别设定每个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和流通的方案,局部出问题可以局部修改,从而把问题具体化,把风险分散化。中央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基本规则来控制国有股减持进度,以免搞一窝蜂,也可以对减持设基本的底线(如净产值底线)。设一个统一的减持价格太难,但设一个底线还是可以的。如果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主板市场也许能走出困境。(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曹凤岐:制度创新解决功能偏差
当前,股市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了偏差。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股市?是为了推进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推进中国企业的公司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要把股市的融资功能向资源调配和投资功能转变。
对于股市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要重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所需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尤其是信用体系的建立,这其中包括企业自身的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振兴股市不能太急功近利,而要积极地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企业的功能、市场的功能加以改革和完善。另外,还要明确政府自身的功能和准确的定位。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为市场和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维护市场的公平、公开和公正。不要仅仅停留在监管层面,市场秩序的建设是最重要的。
总体来说,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股市的功能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股市的发展,需要我们共同关心和爱护。(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吴晓求:股权流动性变革需要胆略
中国证券市场完全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主要是因为市场的预期机制混乱,投资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股权流动性分裂所产生的制约和影响,则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股权流动性分裂使全体股东的利益相互矛盾,特别是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形成对立。有的上市公司上市两到三年就表现不佳,有内部的制度缺陷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全体股东缺乏利益一致性。股权流动性分裂,也造成股市从一开始就不公平,导致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屡受侵害。
股权流动性的变革,本质上是流通性结构的调整。结构性的变革比规模的扩张要艰难得多,因为它要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实现股权流动性的变革,要突破束缚我们的很多观念,比如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任何一种资产进入市场,都存在投资风险,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在观念突破的前提下,我们能找到很多有智慧的方案。现在,最为需要的是一种胆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华生:公开竞价保护流通股东利益
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是竞争充分,即买卖双方至少有一方具有选择权,买卖或交易双方没有垄断权力,否则就会导致市场失败或失效。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在进入同一企业结为利益相关的股东关系时没有说清和定义清产权关系,因而失去了在交易前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机会。
实现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并轨,必须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实现市场化除权,消除股权分裂。
对于希望转让股份或控股权的非流通股,需要进行公开竞价。让潜在的购买者竞价成交。非流通股按竞价全额配售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可以选择接受配售,也可选择放弃配售取得补偿差价,其利益得到了可靠保证。对于希望继续保持控股权的非流通股大股东,无法引入其它竞争者的市场竞价,可由原大股东自己单独公开竞价,申请除权转为流通股。但此时原大股东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如流通股股东觉得除权价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可按此价全部卖给大股东,保证自己权益不受损害。如原大股东出价不合理,绝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卖出股票,该公司不满足上市条件,应予退市,并在若干年内不得上市。(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贺强:适时推出双向交易政策
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要鼓励创新。适时推出双向交易政策,即是创新的举措。双向交易即在股市中不仅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在西方也叫信用交易,或称保证金交易。目前我国股市实行的是单向交易,只能先买后卖,不能先卖后买。
这种单向交易方式使我国的股市产生了极大的不可逆性。这种不可逆性类似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只能高,不能低。股市稍一上涨,市盈率就会过高,风险就会过大；股市稍一下跌,市场就会低迷。使股市的发展与管理陷入两难的境地。此外,单向交易还造成了严重的单边市现象,容易引起股市的暴涨暴跌。因此,我们应当尽快推出双向交易的政策,可以说,双向交易比单向交易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双向交易有利于建立股市中多空双方互相制约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股市暴涨暴跌。其次,双向交易有利于建立股市中的风险控制机制。第三,双向交易有利于减轻监管者的监管压力。第四,双向交易有利于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打击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第五,双向交易有利于股市现货与股指期货的对接。第六,双向交易可以极大地提高股市资金的动作效率,增加股市资金的供给,从而有利于我国股市供求的平衡发展。(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韩志国:解决全流通意味着完成产业革命
这几年的股市持续低迷,反映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市场制度有重大的缺陷。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解决深层的制度根源的政策。
第二,由于制度缺陷使得市场的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股市要稳定发展必须有相关条件,要使追逐利润成为市场灵魂,使竞争成为主导机制,使资源成为整合对象。
第三,由于制度缺陷和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市场预期出现重大紊乱。所以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就是要为股市创造明天。全流通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制度跨越,是我们从计划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一个巨大的制度跨越。如果1200家上市公司完成了全流通问题,也就意味着完成了中国新的产业革命。在这样的改革中,必须支付成本。所以,我说中国股市面临转折必须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有市场的想象空间,整个股本减少50%,上市公司利润增长50%,市盈率降低50%,这三个50%就足可以使中国的股市好转。
全流通是一种具有扩散效应的机制,这个问题解决了,市场的爆发力都具备了,中国股市就有可能出现重大转折,从熊市走向牛市,而且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趋势相吻合、相适应。(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王国刚:全流通可借鉴公房改革经验
积极的股市政策应该是一个积极推进体制改革的政策。十多年来,股市从规模上和交易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就体制而言,现在的股市基本上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目前股市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其固有体制造成的,而与国有股减持没有关系。
积极的股市政策要积极地推进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全流通。可以借鉴公房改革的思路来解决国有股减持。众所周知,全国公房改革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国有股全流通,如此复杂的公房改革都能顺利实施,我们对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全流通也应该充满信心。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讨论某一个具体方案,而是要对若干原则达成共识。原则确定之后,不同的上市公司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案。
对上市公司来讲,国有股减持和国有股全流通两个过程应该一致。就全国的国有资产而言,国有股全流通和国有股减持可以是两码事,但就上市公司而言,必须是一码事。道理很简单,国有股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制的后果。现在采取非流通方式减持,实际上意味着非国有股东要去支付历史成本,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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