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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我们现在谈不良资产问题，但一个基本的疑问却始终未能解开，即这块资产的真实价值究竟是多少？或者说，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后才能实行真正高效的化解之道？
随着国有银行上市话题再度热议（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已近乎祥林嫂般的痴颠），因为绕不过去，不良资产也就成了类似于小白领口中英文单词般的玩意，时不时会蹦出来以显示言说者的摩登。
新方法、新措施突然冒出来很多，技术层面的譬如向外资转让、交由信托公司处理等等，更大手笔的当然要推二次剥离、财政注资等等，而在实际中或许“可行”并已付诸实践的，当然还有加速放贷稀释占比的“高招”。
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因此笔者并无意于深入到具体的方案中去问个明白、弄个清楚。这里真正要反对的是，因为大干快上的冲动，忽略了必要的程序，忽略了客观的规律，从而造成更大层面的不经济。
其实，关于不良资产处置，笔者曾经数度撰文提出效率优先的主张，而所谓效率，他当然含有讲求速度的意味，但在此外，更重要的显然是质量的提升。因此，对于但凡热衷于“表内、表外”话题者，那是一定要与之划清界限的。
当然，何谓“治标不治本”，对其进行一些基本的研判并不十分困难。我们看到，管理部门对于信贷扩张的态度是鲜明的，措施也是实实在在的。而对于二次剥离，银监会亦已在10月27日召开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分析会上，明确表示不会再对四大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
然而，我们现在谈不良资产问题，但一个基本的疑问却始终未能解开，即关于不良资产的数量，大家心里很清楚（有统计数据可佐证），但这说到底，仍然只是账面上的数字。那么，这块资产的真实价值究竟是多少？或者说，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后才能实行真正高效的化解之道？
对此，至少在笔者看来，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不解决，后面的很多讨论、工作难免流于形式。
譬如说，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效率，仅笔者所见，即已有不少专家对此表示怀疑，但其依据，恐怕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感性的、经验的，或者是推理性的判断，此立足点，毕竟不能替代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核心要素———商品的价值。
而就此问题，笔者曾经求教于不少专家学者，尽管这期间并未有显见的简便易行的方案出现，但这种实行上的困难，其实并不矛盾于实行的当然，这就如同股市中的全流通一样。
那么，单此确值一事，谁来推行？何时推行？在多大范围内以多大强度推行？或者说，如果这些工作都已经在实际中切实地展开，那么，伴随此过程又以何种机制保证结果的合理？这些恐怕都是颇为值得思量的命题。
而在此外，若以更广大的视野观之，市场经济的效率亦必须以可置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前提，非此则其可持续性难免令人生疑。
谈到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第二财政”的问题，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两者之间毕竟没有必然的对应、对等关系，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某些眼前的困难也好、利益也罢，而忽视了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清分，或更直接地说，由全民来为某些人的“原罪”进行事实上的赎买的话，这就难免有点因小失大的味道了。
伴随一国经济的转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类问题出现的概率，一个基本的教训是必须克服短期绩效的诱惑。在这一点上，尽管前苏东国家和我们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但在转轨过程中他们出现的一些问题，却足以为我们所警惕。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1月26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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