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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国内外几家银行和南方证券等金融机构任过重要职位，现任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的万盟投资公司董事长王巍，以其在体制内外的并购著名案例而被誉为并购专家。由体制内的机构出来，转而成立民营公司，前后身份的转变带给王巍的最深体验就是：在目前重组并购浪潮中，民营中小企业正被“边缘化”。
记者：我们看到您的职业生涯非常丰富，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决定做并购的？
王巍：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做并购。在南方证券时，做了几个在周边影响挺大的并购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并购是推动计划体制转向市场形成竞争机制的有利手段。我1996年离开南方证券以后，就想集中精力做并购这一块。一是因为感兴趣，二是因为当时做的人很少。现在，政府开始高度认可并购在重组大型国有企业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购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资源配置的主流。
记者：据了解，目前活跃在国内并购市场上的还有包括台资港资在内的很多外资机构，那么您认为内地机构与外资机构在这个市场上谁更有优势？
王巍：在并购市场上，无论是操作
技巧还是文化理解，中国的企业家都拥有巨大的本土优势。目前，这种优势并没有显现出来。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外资机构有全球整合的空间，具备成熟的资本技术管理，它们窥视中国市场已有很多年，因此它们进来之后打的是有准备之仗；而中国入世的时候，参与谈判的都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基本没有企业家，在参与并购上，中国的企业界准备并不充分。
其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本土企业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能力和竞争潜力关注不够。比如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更为重视外资的引进。引进外资的“一视同仁”实际上被分为外资优先、扶植国企、民营替补的不同待遇，这使得本土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发挥不出来。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都曾提到过“国退洋进”的问题，您认为到底如何才能“国退民进”？为什么要警惕“国退洋进”？
王巍：泛泛的宣传“国退民进”很容易成为事实上的“国退洋进”。我认为，经过20年艰苦创业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参与“国退民进”重组和并购的竞争能力上已经非常成熟。在许多并购案中，本土中小企业就打败了很多国外知名公司。这就像在山里开车，开吉普的肯定比开奔驰的有优势，因为这里不是高速公路而是山路。
在国内，政府扶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倾向，使好的资源项目都给了国企和外企，而中小企业只能在边缘市场寻求生存和发展。
从整个经济体系来看，只有产生一大批具有强劲生产力、能够盯住国际潮流的中小企业体系，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强大起来。美国、日本经济的强大也不是单纯依赖大企业，其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就非常强。例如当年中国政府觉得家电业做不过日本，因而给了中小企业较多的生存空间，结果家电行业中的许多中小企业都得到了发展壮大。
记者：一些人认为中小民企生存环境堪忧，那么您怎么看现在它们的生存环境的？
王巍：过去我在国企工作，现在自己做民企，而且公司客户大都是民营企业。我对民企发展有“切肤之痛”。
虽然政府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但在许多行业设置了非常高的准入门槛。这些门槛极大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我非常佩服那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这样不公平的边缘环境下，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记者：这些年民营企业发展很快，也有一些民营企业买壳上市，但在证券市场上总有一些声音认为民营企业这样做是为了掏空上市公司，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巍：按照法规来看，某些民企的操作确实有问题，但以我这些年的市场经验来看，我认为掏空上市公司的更多的是国有大股东。不论国企、民企都有虚假注资、非法集资等问题，但政府往往对国企的做法当作历史问题来对待，采取事后“追认”的态度，但民企往往采取严厉的处理措施。
其实，民营企业收购上市公司并不是证券市场的主流现象。以买壳上市为例，大多数都发生在民营企业身上，如果首发上市的机会真是民企国企一视同仁，民企何必要花这么大代价替做烂了的上市公司“埋单”呢？由于目前的证券市场还是被国企占据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只能把精力放在并购、重组方面。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企业家一直在研究怎样把国有企业变得产权明晰，随着绝大部分企业改制成功，我们应该开始研究如何把企业变成有核心竞争力的好企业了。
记者：您曾经发表言论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正经历“边缘化”的痛苦，您是怎么看的？
王巍：今天有很多人在指责上市公司圈钱，其实这是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早期的证券市场的目的更多是帮助国企改制，这样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大批国企通过上市建立了市场机制。但在国企改制的任务完成之后，证券市场就必须进一步改革。原来集改制、融资、社会感召力、拯救国企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证券市场，下一步将回归到融资功能的本色。这就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尴尬处境，这就是“边缘化”。
证券市场要回归本色，我认为政府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给上市公司以金融创新的机会，比如管理层收购、合并上市等。政府应该允许1300家公司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创新，从而走出困境。
我常说政府的监管要“无为”也要“有为”，“无为”是不要乱伸手，“有为”是给空间。通常“有为”、有使命感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是很危险的，它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感，往往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破坏市场结构。
目前，管理层的监管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监管的定位不准。监管机构在当裁判的时候有偏袒行为，比赛还没开始就希望按设计的结局进行，这样的裁判能公平吗？第二，监管的手段不对。有社会公认的工具不用，却经常不可预测地制造工具，这种多变的行政干预造成企业没有安全感。第三，没有监管制约机制。国有股要减持的时候，媒体讨论都说对；可发现效果不好暂停，所有人又都说及早发现问题暂停也对，到底谁来对监管决策的机构进行监督？
记者：上市公司的业绩变脸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笑话，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巍：制度缺陷肯定是上市公司“变脸”的第一因素。国有企业股份大部分不流通，就像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一千个偏瘫的上市公司形成的证券市场能是健康的市场吗？因此，没有事业心的领导干两三年，业绩肯定变脸；有事业心的，铤而走险，常常冒险违规操作甚至做庄，可能会出现渎职或扰乱市场，这就是制度缺陷可以使一个好人变坏。
记者：对资本市场实行不受监督的垄断管制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果？您认为控制垄断资源的官员的剧烈膨胀会怎样挫伤和打击作为国家希望的民营经济的成长？
王巍：控制垄断资源的主要是官员，他们可能会出现的寻租行为在不完善的机制之下会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经营和交易的成本，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寻租行为的无限扩大，特别会造成对中小企业的待遇不公，形成对中小企业的歧视。（26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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