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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一行来到中央党校，与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起始于当时美国发送的一个信号，就是允许访问香港的美国游客购买100美元的中国商品，而今天中美两国正在讨论1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问题。
美国总统们离不开中国
同20年前相比，中美关系的外部世界变化了。这些变化既带来了合作领域的扩大，也导致了分歧。10年前，有谁会想到今天中美两国会在朝鲜核问题上进行合作呢？这是为什么呢？
当两国检讨它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最终认识到，合作要远胜于对抗。基辛格始终认为，制定外交政策最具连贯性的是中国，中国的政策建立在理性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则更容易受到个人性情的影响，因为最多每隔8年美国就会更换政府班子。同中国的情形不一样，这些新人不得不从头开始。但是无论历届政府如何开头，在两到三年后，他们总是转向同中国的全面合作，从尼克松开始，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无一不是如此。
新保守主义不是主流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如何看待两国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基辛格认为，现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有更加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把利用外交政策改变他国的国内政治当作是美国历史观的表达。这一态度对美国的外交是危险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意识形态更具灵活性，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实用色彩更浓。这主要是遵循了邓小平的原则，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原则。而美国的立场却变得更具意识形态色彩。尼克松和基辛格一直认为，一国的内部事务是该国自己的事情，双方的交往应是外交政策领域。当前，美国人确实相信，外交政策包括改革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努力比以前更为强烈。基辛格认为，美国当前的新保守主义确实在制造噪音，他们也确实对一些专栏作家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但是，他们不是主流，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他们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台湾问题依然严峻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认为，台湾仍然是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在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那时美国仍然承认台北而不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且当时美国还不得不为上海公报寻找非常微妙的表述。
如今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首先，就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它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政策或类似政策的努力；其次，美国强烈关注的就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和平的；第三，美国应该运用其影响，来促使台湾的领导人在实施政策时保持克制。在他第一次访问期间曾把这些观点差不多的话向周恩来总理说过。现在这些观点一直被自那以后的7任美国总统反复强调过，而且，他们都赞成台湾问题应该通过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化来解决，这是有希望的，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行使霸权不符合美国利益
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认为美国霸权是对自身的一种威胁。基辛格博士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认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正如人一样，会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和制定政策的风格与方法。欧洲国家习惯于国家间多多少少是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一体系的规则是以均势为基础的。回顾一下德国在1919年的状态，他们想被承认为一个大国，但他们却以两次大战来达到这一目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然而，到2003年时，德国仍然是欧洲的强国之一，而事实上，这种强国地位本可以在1920年就可以获得。
任何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必须做出选择，而像美国这样实力相对下降（相对下降，而非绝对下降）的国家也必须做出选择。美国从来没有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它总是追求这样一种政策，即美国应当根据自己的选择加入或退出这种国际体系。
在基辛格看来，在世界上行使霸权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况且美国霸权的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政策会使得每一个问题都成为国内问题，因为美国人民如果对国际事务不是充分参与，或不懂得国际事务，他们一定会要求查证明白。所以，按照伙伴关系的基础，而不是霸权的基础行事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于这场辩论的看法有两种，一种主张是要创造一个相对于美国的制衡力量，另一种同美国结成伙伴关系。前一种是对抗的办法，后一种是共同努力的办法。中国政治家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对双方共同的问题采取合作而非对抗来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没有分歧，但是，这的确可以有助于缓解双方存在的问题，如台湾问题，或有助于解决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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