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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正当美国举国上下为最近出现的国内经济复苏的强烈信号而击掌称贺之时，一片令人担忧的乌云，再度袭来。
美东时间11月17日，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下属的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
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袍服及胸罩实施纺织品限制措施。该措施一旦正式生效，上述三类产品的进口，将只允许较前一年增长7.5％。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自2001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的这三类产品中，袍服增长了905％，胸罩增长了382％，针织布则增长了28000％。
准确地说，这项限制措施目前还只是美国政府提起的一项请求：向中方提请重新设限磋商。按规定中方需在收到请求后30天内安排磋商，磋商期限为收到请求后90天内。若期限结束仍无结果，美国可以单方面采取限制措施。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式启动，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各WTO成员国之间的仿效风气，从而对国内纺织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并可能在长期内影响该行业的结构调整。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断产生龃龉，但在实践层面，国内上至相关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下至利益直接牵涉其中的众多企业，都未能设计出一个更透明、更易操作的应对程序。而针对2004年美国大选前反复出现的这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一整套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和执行力的应对机制，恰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最为迫切需要的。
细解此次纺织品受限事件，在有关纺织品贸易纠纷的信息发布程序上，似有不够及时、透明、公开之嫌。这次风波表面上是“突如其来”，其实早已在酝酿：2002年9月5日，代表了美国36个州的纺织业从业群体利益、由17个行业协会组成的“纺织行业联盟”，通过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向CITA正式提出申请，试图首次启用“纺织品特别保障机制”，对我国包括针织布、胸罩、袍服、手套、布织箱包共5类纺织品提请重新设置配额。
代表着1500多万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从业人士利益的部分行业协会，为此也几次率团前往美国开展了沟通、解释工作。可惜这段时期内，公众从行业协会这一管道，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
而信息交流上的不及时、不主动、不充分，正是以往中国对外贸易纠纷屡屡被动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报曾于去年12月、今年7、8月份，对正在快速发展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做了长篇报道。当时的一个事实是，众多本应负起召集纺织企业、进行充分的对内对外信息沟通、有效协调国内利益团体一致行动等重大职责的行业协会，在巨大而急切的公众信息需求面前，往往选择了“闭门会议”。
相比之下，美国的利益团体，开展游说活动无疑是富有效率的：去年9月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内，“纺织行业联盟”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不断发动各自所在协会的数以十万计的会员，向其所在地区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写信或发电子邮件，游说他们尽快通过限制申请。
11月17日，是美国政府是否接受这项申请的最后期限，纺织行业联盟的游说活动，也在10月29日达到了一个高潮：当天有代表了36个州的165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名写信，督促美国政府启动特别保障机制。
这个事例，强烈支持了一个常识：信息渠道的畅通、透明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贸易机制是否健康、透明。
长期以来，国内在对整个外贸行业的管理上，存在着权力过度分散、职责不明确、管理混乱的局面。举个为人所熟知的例子，直到现在，就美国两大可乐公司的浓缩液定价问题，还要接受相关部门和多个行业协会的“指导”。
问题的症结在于，虽然原则上已经非常明确，要将政府权力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但现在的实情是，仍有众多大大小小的行业协会，或明或暗代行着“政府”的权力。而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管理机制上，这些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各司局的行业协会，仍多少残留着旧体制的烙印，无法真正承担起市场经济中亟需的反应灵敏、执行有力的中介组织的使命。
在新一届政府力倡的务实精神推动下，商务部等部门为应付对外贸易纠纷激增的新形势，通过设立产业损害调查局、公平贸易局等新机构，有效地集中了原本分散的管理权；另一方面，现实也在更强烈地要求政府，目光向下，更深层次地放权，将原本属于企业的权力，交回给企业。
对于刚刚开始调整定位的一干行业协会来说，或许它们应该学习这样的例子：就在不久前，一个由温州打火机厂家等自发组成的温州烟具协会，在商务部新组建的公平贸易局等机构的协助下，牵头集体胜诉了欧盟反倾销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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