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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法悟文/记者穆易
张全福背着厚重的“蛇皮袋”，刚下火车，满身汗味，夹在蜿蜒几百米的民工队伍中，艰难地向前挪动。“表哥住在‘安徽村’，我找表哥是来干装修活的。”小张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话，匆匆对记者说。他没想到，北京西站广场会如此拥挤。
小张走的这条路，数以亿计的人曾经走过，又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准备走。但小张远比“前辈们”幸运，他的“前辈们”曾被称为盲流，而他现在则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冲击耳膜的不是京腔京韵，而是全国各地的方言土语。如果不小心走到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地方，会怀疑自己身处何方，是浙江还是河南？是新疆还是福建？甚至会有身居国外的感觉。这就是北京的“村落现象”。
“三刀”闯北京
北京最早的“村落”要算浙江村。提到“浙江村”，人们自然会记起“三把刀”的故事，因为早期进京创业的温州人通常带有“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后来这“三刀”的故事几乎成了进京创业的代名词。
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往南行，仅仅五公里左右，过了南三环线，眼前就呈现出一派拥挤忙乱的景象。大小汽车、三轮车，甚至还有老北京特有的毛驴车，在喧嚣中穿梭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偶尔一个衣履不整的外乡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地嚷着什么。
这里就是“浙江村”，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大部分是温州乐清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它的范围主要在南苑乡大红门一带，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遍及24个自然村。这里本地人口只有1.4万，外来人口却有10万之众。
走进浙江村，放眼望去，到处是一处处临时搭起的砖棚，它们沿着北京的胡同，顽强而无序地向四处蔓伸，一块块横七竖八的牌扁上写着“成衣店”、“美容屋”、“粉干店”，让人眼花缭乱。
整个“浙江村”虽然缺乏京城雍容、优雅的气度，但却充满了发展的欲望和活力。
据乐清市驻北京联络处机关支部书记金岩涛介绍，在这些村落里来自浙江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止10万人，他们已经逐渐将村中原住的居民彻底“置换”了——有许多房东在村外拥有住房而不在村中居住。
金岩涛告诉记者：“1985年时，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贼一样，摆地摊时东躲西藏。但从1988年以来，‘浙江村’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茄克。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客商直接入村采购，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1992年，‘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间批发点。”
“我摆了半年地摊后，随后在王府井租了一个柜台。当时生意很好，自己做的衣服不够卖，到别人家去收又怕不能保证，于是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这样分工体系和‘经营网络’就自然形成了，大量本来根本不经营服装生意的人也纷纷来到‘浙江村’。不过，大家雇的都是‘自己人’，也就是亲戚或者朋友。”1990年3月来北京的“村民”王凡回忆说。
目前在浙江村注册的各类企业有36000多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16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乐清市驻京联络处京温党支部书记叶长青告诉记者，“浙江村”相当一部分的产品销往由乐清人经营的东北服装市场。现在它已经成为我国华北、东北中低档服装的加工和销售中心。有的人从北京或直接从老家流向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其他城市从事服装产业，有的根据季节、各地市场行情的不同，在北京与其他城市间流转经营。另外，“浙江村制造”很会赶潮流，一般先是从香港、广东那边来，然后到上海北京，销路非常好。
至于“浙江村”为什么选择木樨园、大红门一带，精明的浙江人自有一套高论。乐清市驻京联络处主任章纪光点出了其中的奥秘：“浙江人有着外出经商的传统。北京对质优价良的服装、皮货的需求非常大，同时对美容、美发、家电维修等服务的需求也很大，这是‘浙江村’兴起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北京城南房租相当便宜，又有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的便利交通。于是政策环境一旦出现，他们很快就在木樨园附近发展起来。”
“刚来北京创业时，确实很辛苦。我刚来北京时，在西单附近租了一间面积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许多乐清人的发家经历。”乐清人林昌永告诉记者。“现在好多了，我已在珠江骏景买了房子。”据介绍，北京珠江骏景小区的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走了，共有630户。
谈起“浙江村”的成功，王凡的话很有说服力：“对我们来说，个人的资源相当有限，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族亲、朋友和乡邻来互相帮助，为自己的流动、存在、就业、融资、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一个网。例如温州曾有‘台会’这样的民间融资方式，据我所知，在北京经商的许多温州人或多或少，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过一定的资金。”
小村故事多
其实不但是浙江村，目前在北京已经形成的，或者正在形成的“村落”，大多数都有类似“三刀闯北京”的经历。
在京郊立水桥以北1华里的范围内，沿公路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建材贸易公司。这里就是刚成气候的“福建村”。
“由于这里主要是福建人经营的木材生意以及广东人经营的铝合金建材等。此外还有少部分来自东北、湖南等地的同业者，但大多数是福建人，因而这里被称作‘福建建材村’。”一位叫李惠的福建小老板告诉记者。
“福建建材村”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北京北郊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立水桥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新建的花园、别墅、公寓为建材贸易提供了很大的市场。小有资本并且货源丰富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建材商纷纷在立水桥附近搭建临时建筑，设立代销公司。
记者在走访北京形形色色的“村落”时发现，很多“村落”，比如“河南村”、“安徽村”等，它们远没有过上像“浙江村”那样幸福的生活，大多数还处于初级躁动阶段，充满活力，但又形不成固定的产业方向。这些村将来命运如何，很难预料。
据记者调查发现，“安徽村”是最为松散的社区。通常所说的“安徽村”包括两片。一片在海淀区知春路的西五道口，另一片在海淀区蓝旗营。第一片人数较多，但是居住较为分散，而且较多地夹杂着其他地方的人口。蓝旗营的人数较少，来源地也更集中一些，内部关系相对紧密。
“安徽村”的人口流动大，而且多数没有固定职业，村里的业务关系、人际关系也很松散。这两片都形成于19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是来这里卖菜，其初步形成可以视为是大钟寺等大型集贸市场的衍生物。但很快，这里的行业也多元化了，现在主要的有捡废品、搞装修、擦油烟机、钟点工和在附近的单位打工。一般来说，亲戚之间、或干同一行的尽量住在一起，各个院落内部有着较亲密的互动，不同的院落又有不同的行动规则。但是很明显，“安徽村”无论在行业上还是在居处上都显得比较“离散”。
从安徽老家来干装修活的“村民”胡忠厚说：“‘安徽村’这个叫法是外人所称，我们自己倒从来没有这个意识。”
像许多事物那样，北京的村落也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新疆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哪儿还有‘新疆村’？由于城区改造和扩建道路，‘新疆村’已经没有了！”新疆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张文成在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
不过，张文成还是给记者介绍了“新疆村”的历史。新疆村早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形成。“新疆村”分为两片，大的一片在甘家口，小的一片在魏公村。全以开饭馆为主导产业。
在甘家口开饭馆的一位“原村民”告诉记者，“新疆村”的渊源在它附近的西苑饭店。西苑饭店兴建于1950年，当时叫西苑旅社，是作为团结穆斯林民族的窗口建设的。从1950年代开始，国家陆续从新疆招了一批厨师进京。首先是厨师们慢慢地带来了他们的家属，后来又带来老乡。改革开放后，以这批厨师为“桥头堡”，逐渐形成了这两个新疆社区。
“村民”痛并快乐着
安徽村民小胡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六个人在远郊租赁了一间只有12平米的平房，每月130元，很划算。铺一块很宽的木板，大伙挤在一起，冬天挺暖和，夏天就不行了，没地方洗澡，臭味难闻死了。”在记者采访期间，小胡就近直接对着水龙头猛喝了几口水。发现记者一脸诧异，小胡说：“习惯了。”
“这不是受罪吗？”记者问。
小胡不以为然：“这点罪算啥？！在家更没有出息，没钱呀！在老家种一年庄稼的收入，在城里一个月就挣到了。在家里呆着能怎样？”
虽然每一个来北京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亲戚的呼唤，有的是随朋友而来等等，但城市生活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诱惑实在是太多太大。打工仔回乡时令乡亲们感到颇为时髦的打扮，甚至嘴上叼的那支他们从未见过的品牌香烟，都可能引发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加入农村劳动力大转移——民工潮。
“农民不出来闯闯，确实不行。”金岩涛说，“人均不足三分地。在家呆着没出息。”在金岩涛的办公室里，他与老乡一直在讲老家话，看见记者发愣，他说：“我们在北京讲浙江话，而在老家讲普通话，因为老家有很多从外省来的打工者。”
村民的苦恼，不仅仅是收入的低微和生活的艰苦，最主要的是来自心理的不平衡。由于城市管理的诸多因素，许多来北京务工的人，都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看见城里人过得那么痛快，真羡慕！怪谁呢？谁让父母是农村人呢？上天真不公平。我们干装修可没有浙江人干的活那么体面，经常在大街上站着，等人家来找我们，我们把这种活称为‘打兔子’，等活呗。”小胡慨叹不已。
“安徽村”村民、在北京某建筑工地负点小责的王鸣说：“在家乡人眼中，我是城里的老板；在城里人眼中，我不过是住在城里的农民。我始终感觉我们外地人是‘城市边缘人’。”显然，“村民”们指向的是中国目前沿袭已久的城乡二元制。二元制的户口管理体制，将许多人都阻隔在城市之外，使他们既回归不了农村，也融不入城市，成了真正的边缘人。
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本人获得正式教育晋升的机会较少，其子女由于是“黑人”，也无法享受公费教育，要在城市入学，往往要掏出远远高于一般城市学生的教育费用，无形之中，农民工的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就比城市人子女的比例低。
王鸣的孩子已经10岁，在北京西四环附近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没办法，先在那儿上吧。”王鸣显得很无奈。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也听说国家下发有文件，要求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是，一些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或做法抵消了政府的文件要求，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他的孩子由于以前就读的学校连续“关门”，已经转过好几次学校了。
“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北京还能呆多久，虽然辛辛苦苦挣点钱，但后顾之忧也不少。还得靠那一亩三分地。”王鸣说。
许多“村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因离开土地而减少。究其原因，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增产增收的功能虽然在减弱，但是却越来越具有了生存保障的功能。王鸣说：“毕竟，那份地能够给我安全感，是生老病死的基本生存保障。我们在北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并且时常遭到城市种种的排斥和歧视。”
虽然有一部分“村落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逐渐脱颖而出，跨进了介于体力型与技能型之间的职业圈，但在相当时期内，大量农村初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多数人注定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2003年6月22日公布的《救助管理办法》是农民取得国民待遇的一个新起点。如果能够得到完全的推行，将是50年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它对农民的意义不下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来中国除了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将不会有人为政策原因导致的身份差异。《救助管理办法》是一个进步，它保障了流动人口的人身权力，但仍然不够，流动人口的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还没有完全得到保障。
成长的烦恼
毫无疑问，“村落”在推动北京发展的同时，也对北京城市功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北京有400万流动人口，人口压力给北京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还有人表示，流动人口激增的压力，可能会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打击。
北京居民李其森谈起对“村民”的看法，感慨万千。他说：“他们随意遗污，破坏市容卫生；商贩们缺斤少两，粗制滥造，所制作的大饼、油条据说极不卫生，让人不敢吃……等等。最恼火的还是大批外地人进京带来的治安问题，特别是有些团伙犯罪相当严重。”
北京人一般用两句话来形容这些外来民工：无所不为(指工作)，无恶不作(指犯罪违法)。“但由于外地民工干的是拾遗补阙的工作，这些工作没人干还真不行。”李先生补充说。
确实，有不少“村民”并不知道城里的实际需要，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就盲目来到北京。而且许多来京务工人员，“重生产、轻生活”，他们的工作性质基本上是短期的、不稳定的、无保障的。更因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他们除了满足基本得到生存需求外，绝不添加任何“超前”的生活消费，强化了居住功能高度萎缩的职业效应。居住质量几乎不列入择址的考虑因素，其直接结果是导致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简易棚屋随处可见，卫生状态恶劣，水电供应无保障，火灾隐患严重等等。更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确实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的确，‘村落’规划、建设、管理极其混乱，外来人口膨胀，出租屋成为黄赌毒的温床、‘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这些和现代城市的生态、整洁与舒适是大相径庭的”，金岩涛说，“毫无疑问，‘村落’的出现增加了北京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相应的政策、法规等没有及时出台，无法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有效调节，或者是即使制订了新法规、新政策，往往在执行当中不到位。管理外来人口靠‘轰’、‘赶’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叶长青分析说：“北京市曾经以清理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却演变成了长达十几年‘清理—逃跑—回潮—再清理’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其症结在于城市管理者们对一个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村落’与北京社会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功能互补，市场和利润对“村落”产生的巨大引力远远超过行政强制手段的效力。”
北京“村落”的出现打破了旧有的城市的社会版图，使得城市社会景观进一步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一味对移民村落进行轰抄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存在和增长的客观动力，因而也不会彻底消除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目前加强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体系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的规范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在城市当地居委会看来，‘村民’是与己无关的外来群体，所在地的村委会，除了看重租房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外，认为并无责任和义务给这些外来群体提供服务、管理等。”浙江村的张毅说，“这种真空状态使得‘村落’与原有的城市体制和管理机关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只得转而求助于自身功能的发展和完善，形成相对独立的准社区。”
也许像“新疆村”、“浙江村”等，是某种新型“城市化”的一种最原始的雏形。如果把大城市视为具有经济吸引力的中心经济圈，这些“村子”就是依附于中心经济圈的小经济体，他们为城市经济的运转提供了某种补充。所以，面对这种趋势，需要政府出面积极推动城市化工作，用“有形的手”去引导和治理。
更多的“村民”心存“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的美好感觉。不少“村民”担心，会不会将来有一天北京以城建或改造或扩路等理由拆迁这些“村落”。
北京“村落”像一个熔炉，更像一所学校，这里每天都在演绎着“村落”人不尽的悲喜苦乐故事。北京给进城农民烙上了各色印记，其中一部分人最终选择了告别——一些人带着无奈回到家乡，而更多的“村落人”则带着新的观念和追求留下来或回乡创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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