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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入世”两周年之际，欧盟和美国对华态度的差异，显示出二者对华经贸关系的不同策略
11月10日是中国“入世”两周年，此前此后，美国政府和WTO高官频频访华，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提出评论。有些批评引起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Union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
aEconomic andSecurity ReviewCommission)相继发表的对同样问题的更为专业详尽的报告，却似乎并未引起中国公众的注意。
先是在10月23日，欧盟商会将长达345页的《欧洲在中国业务建议书》递交中国商务部；接着在10月30日，美中经审委主席罗杰·罗宾逊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关于中国的报告。二者都对中国经贸政策、履行WTO承诺不力提出明确批评，但相比之下，欧盟商会合作意图明显，美中经审委则态度强硬。
两份不同的咨议报告，显示出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两种态度。
“新”非关税壁垒之辩
欧盟商会于9月底完成了2003年度《欧洲在中国业务建议书》。欧盟商会驻华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建议书》的内容将被纳入欧洲的“过渡性审查机制”(EuropesTransitionalReviewMechanism)，而过渡性审查机制的结果将作为欧洲方面的意见提交下月召开的日内瓦WTO会议，作为WTO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审议”的参考。
尽管承认“中国兑现其对WTO的承诺几乎毫无疑问”，《建议书》仍指出中国的履约“在一些情况下严重迟于时间表”，中国“对贸易和商业发展使用非关税壁垒是令人堪忧的”。《建议书》称，这些“非关税壁垒”似乎正在试探世贸规则“能够被接受”和“不能被接受”之间的空隙。
《建议书》列举的非关税壁垒有：缺乏国民待遇；缺乏适用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有效实施；歧视；缺乏透明度；对进出口产品征收的税费；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在上述每项“非关税壁垒”的议题之下，《建议书》分别就汽车、银行、财税、保险、IT、电信、建筑、物流、制药等领域，对中国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FDI(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教授告诉《财经》：“关于关税性壁垒，中国已按世贸规定削减关税，而所谓‘非关税壁垒’则要作具体分析。”
卢进勇介绍说，非关税壁垒可分“传统性”和“新型”两类。“传统性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消，如取消配额许可证等，中国已经做得比较好，其他国家也没什么大意见。现在提得较多的是技术性贸易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新’非关税壁垒。”??
卢进勇认为，新非关税壁垒有合理合法成分，也是WTO规则允许的壁垒。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中国在用，其他国家也在用，是“老师教会了学生”。况且世贸新成员有五年过渡期，有些措施在过渡期内是被允许使用的。“对这些措施我们要据理力争”，卢说。
“我们现在应该习惯大家在商业上的争吵，批评是正常现象，贸易伙伴不满意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没必要把它拔高。”“当然，对于批评也应该认真对待。有时我们自己看不到问题在哪里，而旁观者清，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改进。”卢进勇补充说。
欧盟寻求与华“合作连接点”
况且，欧盟的抱怨，似乎还没发展到令中国政府反感的程度。
欧盟商会市场与媒体经理科里(RhianKelly)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强调，“《建议书》是对欧洲商业在华状况的描述和总结，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和中国政府展开建设性对话。”
而进展是令人鼓舞的。最近一年，中国政府在制定新法规之前越来越重视向外资机构咨询。“最近几个月，欧盟商会汽车行业工作小组，就应邀对中国的一项立法草案发表意见。”科里说。
中国的积极回应还不止于此。本年度《建议书》9月份出炉后，先经非正式渠道递交到中国政府手中，《建议书》中提及的部分法规随后被修改。
科里告诉《财经》，这些变化包括：1994年建设部颁布的《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的外国企业资质管理暂行办法》，自2003年10月1日起被废止；国务院在对增值税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对部分出口退税的办法进行了修改；中国已发起对汽车金融的立法等。
“可以说，上述中国政府的改进有益于持续吸引投资。”科里说。
欧盟商会希望，《建议书》不但是游说工具，也是欧盟商会和中国政府“合作的连接点”。
与此同时，欧盟商会开始积极运作与中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新一轮年度会谈。“和我们行业工作小组会谈的中国政府部委官员的级别在提升，这说明他们越来越看重我们，”科里说。欧盟商会最近频密地与中国政府负责知识产权和保险业监管的官员进行小范围会谈，“这种近距离的互动对双方大有帮助。”
欧盟商会预测，明年欧盟扩张后，将形成一个拥有4.5亿人口、GDP总值达10万亿美元的市场，“欧盟有望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如此光明的前景，2002年欧盟对中国的470亿欧元贸易逆差，就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欧盟在经贸问题上是比较客观、合作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说，“中国应像重视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一样，给予欧洲同等的重视。”
来自美国的狂风暴雨
相比欧盟的温和表态，来自美国的指责犹如狂风暴雨一般迅猛。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美中贸易逆差远高于欧盟对中国的逆差，预计今年美中贸易逆差将增至1300亿美元。
与近期美国商务高官走马灯般访华相对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辩论也在美国国内展开。10月30日，美中经审委主席罗杰·罗宾逊在众议院“美中经济关系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听证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中国长期采取单向市场干预，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15%到40%；中国政府为防止人民币升值，每年购买1200亿美元；中国政府的以上举措直接导致美中贸易巨额逆差，并严重冲击美国制造业。
罗宾逊在报告中建议：敦促美国财政部立即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如果上述努力无效，国会应采取立法手段，迫使各方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美中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但今年的焦点集中在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张汉林评论说，“美国制造商一直指责中国人为造成人民币的弱势，但是许多专家指出，中国产品的优势与货币的关系不大，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下、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等方面。”
张汉林认为，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调整汇率的国内压力，主要来自一部分与中国产品有竞争关系的国内制造商。美国此举，其出发点是保护本国的落后产业，这本身就不符合WTO的基本原则和鼓励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要求。美国自己也需要承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
中国近年来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3万亿美元)、英联邦(4970亿美元)、比利时-卢森堡(4820亿美元)、德国(4800亿美元)，2002年中国吸收的FDI高达52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些外国投资的大部分都流入到中国的制造业。对此，美中经审委认为，中国政府吸引外资的部分政策违背了其对WTO的承诺。他们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应对中国工业政策进行排查，确定哪些违背了对WTO的义务；展开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以消除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
张汉林则认为，美国制造业流失源于其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国际分工中，美国承担的角色是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本国已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后再进口该产品。因此，除非美国对其经济结构性作大的调整，否则，其制造业流失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美国对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逆差，还会进一步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对于近期美中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激烈辩论，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益激烈的辩论意味着过去两年平静的美中整体关系，正在接近一个敏感阶段。
曾在中美两国就中国“入世”谈判时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认为，过往两年多的时间里，美中两国政府在事实上达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一共识有三个基础：对两国关系可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两国政府应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中亚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持相同立场。正是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美中关系从2000年起进入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
然而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争辩借由汇率和贸易逆差问题而再次开始。张汉林认为，在这新一轮的争辩声中，要预测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颇为困难，“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对于美国国会内敌视中国的势力，“我们要予以正视，但也不要因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出来干扰，就认为中美经贸会向坏的方向发展。”(来源：《财经》杂志作者：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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