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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迎春
美国应该清醒地根据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认识到国家间的贸易使所有国家都能获益,即贸易是一种正和活动,而非零和博弈
11月18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终于作出了一个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
决定，即从2004年起对中国出口的针织布、胸衣、袍服三类纺织品启动特别保障措施。这是继布什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农业补贴、提高钢铁进口关税、默许美元贬值政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决定，再次把布什政府极力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外贸政策放到了全球的聚光灯下。而一系列事件充分说明，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成为潮流的今天，重商主义却正在美国卷土重来。
理论之辩
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视为一国主要的福利来源。其核心观念就是，国家的福利或财富，以国家对金银的持有量为基础。在这样的国民财富观下，重商主义者认为出口越多就越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就能拥有更多的金银。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际贸易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一国收益来自于他国的损失。因此，要使国内生产者受益，政府必须为限制进口而设置一系列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同时对该国产品进行补贴，从而鼓励出口。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重商主义理论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由于当今世界金银已不再作为国际贸易流通的媒介，也失去了其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功能，所以重商主义理论的支撑点已由获取金银转为关注就业问题。即认为出口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创造了国内就业机会；进口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们使工作机会从国内转移到了国外。
自亚当·斯密以来，众多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理论给予了猛烈的批驳，认为重商主义者提倡的贸易政策，将社会利益的优先次序本末倒置，严重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尽管如此，重商主义思想在世界许多国家贸易政策制定者中却一直大有市场，成为当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
时过境迁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也曾经影响过中国的外贸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展开了一场“创汇运动”，这一运动在整个90年代达到高峰。为了创汇，中国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外贸政策，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由此快速增加。自1990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655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在10年中增加了15倍。当然，正是由于巨额外汇储备作为后盾，才使中国顺利度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维护了中国的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
但是，推行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因为今天积累的外汇储备只是美元这个纸币而已，它不能像黄金那样保值。一旦发生美元贬值，中国所遭受的损失不言自明。因此，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加大进口力度，努力平衡国际贸易收支，逐步摆脱重商主义对中国外贸政策的影响。
中国远离重商主义在自美纺织品原料服装进口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今年前9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纺织原料、纺织品服装7.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8％，比中国自全球进口增幅高135个百分点。另外，中国近年开始推行的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政策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远离重商主义。
得不偿失
布什政府推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华纺织品出口重新设限，显然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密切相关。美国纺织服装工业从业人员约200万人，主要集中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也是共和党的重要选票来源地。但近年来，美国纺织行业就业率持续下降。
另外，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在今年继续进一步恶化。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今年中美贸易额将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已成定局，而前九个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达409亿美元,全年对美贸易顺差有可能达到550亿美元左右，美方则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达到1200亿美元，这是美国反华人士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重新设限，除了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外，对美国的就业问题并不会产生太大的积极影响，反而有可能减少美国的就业。其原因在于：
一是减少美国的进口也会减少美国的出口。因为美国不少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是以某些进口商品的投入为基础的，限制进口实际上就等于降低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是对华限制进口会导致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创汇收入的减少，从而会影响或者减少中国纺织行业对美国的纺织原料、纺织机械等商品的进口，进而严重影响美国国内与进口纺织品相关的设计、销售、行销、分销、管理及零售等行业的就业。
三是对华纺织品设限很难保证不会遭到中国政府的贸易报复，影响中国正在日益扩大的自美进口力度，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恶化。
四是美国进口品的平均就业含量与出口品一样高，减少进口也等于减少就业。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美国每10亿美元的进口替代品包含大约2.3万个就业岗位,出口商品包含大约2.5个就业岗位，因此对华纺织品设限在就业问题上很可能会得不偿失。
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已就纺织品重新设限问题开始磋商,两国是否爆发贸易战，60天后自有结果。但就目前的走势来看，两国贸易争端仍在进一步升级。这不能不让人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表示忧虑。因为在“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刻”，两国为纺织品争端开打贸易战，无疑等于打开了双边经贸摩擦的“潘多拉魔盒”，而其“溢出效应”对中美关系的深入合作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对于中方而言，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如何解决当然重要。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取消错误的决定，但我们也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在磋商请求难以避免时，我们可以提出尽可能缩短美方的设限期限（比如半年），在美纺织行业因保障措施的实施而情势好转时，应立即取消对华纺织品设限。对于美方而言，应该清醒地根据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认识到国家间的贸易使所有国家都能获益,即贸易是一种正和活动,而非零和博弈。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决不能走进“囚徒困境”，否则受伤的决不仅仅是中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1月25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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