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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因为农民在总人口中还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是，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基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传统农业在中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往往使农业、农民、农村处于弱势的地位。如何来扶持农业，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更是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如何让农民增收，始终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问题。2003年以来，特别是10月
份以来粮油价格的明显上涨，似乎让这个问题的缓解看到了一些曙光。许多支持和赞成粮油价格上涨的经济界人士，主要是基于粮价上涨有利于农民增收这个角度来作出判断的。近期，考虑到2003年粮食一定水平的减产，农业主管部门表示将对主要粮产区提供补贴。
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究竟应当如何扶持农业呢？当前究竟有没有比政府的直接补贴更好的扶持农业、或者说是“补贴”农业的方式和手段？
以当前中国的产业格局，适当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无可厚非，而且农业作为弱势产业，早就应当获得相应的扶持，这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惯例。问题是，目前的财政状况和财政实力，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补贴农民呢？显然是相当有限的。据测算，以目前主要粮食产区的财政实力，政府能够提供给主要粮产品的补贴不会超过每斤0.1元。这对于剧烈波动的粮价，影响力是有限的。
即使我们假定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补贴粮价，农民是否就一定能够增收？姑且不考虑粮价上涨的主要收益往往是被批发商等中间流通环节所分享，即使这些补贴的益处能够主要为农民获得，农民就一定会保持收入的增长吗？基于农产品的特性，实际情况往往与此相反。在经济学中，常用的描述农产品价格与产量波动关系的图形是所谓蛛网模型，大致描述的是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与价格波动的互动过程是发散的而不是收敛的。直观的趋势是，今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扬，会刺激更多的农民将更多的资源，例如耕地，例如劳动力，投入到已经上涨的粮产品的生产中。这种投入的快速增长往往会导致下一周期相关农产品产量的大幅上升，在消费相对维持稳定的条件下，快速增长的粮产品的产量直接会导致粮产品价格的下滑；而下滑的农产品价格又会抑制农产品的生产，导致下一周期的减产和价格上扬。
因此，当前的粮价上扬，必然会刺激农民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生产粮食；政府在此时介入补贴，实际上强化了粮价上扬刺激农民多生产粮食的激励。在通常情况下，这往往会导致下一周期相关农产品的过剩和价格的下滑，从而不利于农民的增收。
如果我们以一个相对较长的阶段来考察中国的农产品波动就会发现，中国粮食供求的基本格局是，持续8年的供过于求，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粮价连续6年出现负增长，导致粮食在连续五年中连续减产，这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的粮价上涨，更多的是一种恢复性的上涨而已。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范围放到国际范围内，就会发现，全球粮价的波动对于农产品产量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实际上，此次国内大豆等的上涨，直接的推动因素就是国际市场上的大豆的减产带动的。当前中国粮食供求出现数百亿斤的缺口，实际上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仅仅以巴西为例，巴西这个国家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巴西一个州的粮产量就能够达到2000万吨。但是，如果今年中国的粮价上涨的信息带动了全球范围内，例如巴西等地的更多的粮食的投入，那么，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期内，农产品供应量的迅速上扬，会再次带来农产品价格的下滑。如果我们考虑到国际市场的波动，这样看来粮价的波动可能会更为频繁。
因此，中国的农业当然需要财政补贴，但是，当前阻碍农业发展的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则是农业的高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来自气候的变幻无常，同时也来自粮产品市场的波动。为农民提供一个完善的管理这些风险的市场机制，提供更多的管理这些风险的手段，对于扶持农业更为重要。
当前，农产品期货市场正好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农产品期货市场所具有的价格发现、管理风险的功能，正好能够为承担高风险而负重潜行的中国农业提供一种风险分散的机制。
期货市场所具有的价格发现功能，能够为农民提供快捷的价格波动信息和风险管理工具。仅仅以今年出现大幅价格上扬的大豆为例，中国近年来大豆的生产成本通常为每斤0.8元左右，单产也一般在300斤左右，上下波动幅度一般在10％左右，但是大豆的销售价格却是在每斤0.74-1.20元之间剧烈波动，收益比最大能够相差50％。如果我们有一个覆盖广泛的、信息广为农民知悉和采用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农民不是能够更好地回避这些风险，获得稳定的利润，农民的增收不是就更为客持续吗？这种稳定增收的效果，较之有限的直接补贴，显然更为明显。反观大豆的价格波动轨迹，大豆的收获季节往往也是大豆价格的周期性低点，农民往往因为种种资金压力被迫低价卖出大豆；如果有了良好的期货市场，这一风险就能够较好地进行管理。
目前，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大豆等商品期货品种，在2003年大豆的价格上扬中，就为东北地区的农民增收提供了一个价格指引。因此，要更好地引导农民的粮食生产，应当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期货品种，特别是那些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农产品期货品种，例如，当前中国的玉米生产过剩，玉米的国内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些信息应当通过期货市场及时的传递给农民，从而为农民调整生产结构提供参考。
从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在许多农产品上并不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但是在增量上，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个影响显著的大国。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的农产品和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规模往往是惊人的，在钢铁等主要品种上，中国的增长量已经相当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增长量的总和。中国作为一个增量上的大国，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际市场波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中国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的、覆盖全面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体系，在许多产品的购买上，中国往往是买到最高价，这实际上是中国缺乏一个发达的国内期货市场所付出的代价。
显然，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都在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风险，这些风险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之一。而期货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市场，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及其所具有的价格发现功能，为吸引社会资本分担农业的风险提供了灵巧的平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近期预言，中国在10年之内将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这样，中国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将更多地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农民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主要农产品的期货价格作为参考，必然会加剧农业的弱势地位。与其花钱去干扰市场，还不如立足中国农业的现实，为农业提供一个品种更多、代表性更强、覆盖面更广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与其用财政直接补贴农业，还不如用期货市场这种独特的市场机制来扶持和“补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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