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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北京）
2003年10月底，一条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为农民追工钱的新闻出现在媒体上。报道说，温家宝在视察过程中听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农民熊德明说，2000多元的工钱欠了一年多没还，便认真地说：“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当天夜里11时多，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钱。这离总理了解此事到完全解决问题不过只有几个小
时的时间。效率不可谓不高。当总理问该县父母官拖欠的具体原因时，该县负责人也非常干脆、真实地答道：“主要是因为一些包工头没有把钱发到农民手中。这事我们要认真处理，一定给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围绕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太多的疑问。“父母官”明知“欠农民的工资”有一年多时间，为什么不主动去为农民们解决这一明摆着的实际问题？却非要等到国家总理说“一定要解决”了，才连夜将农民的工资抢发到农民手中？若是没有国家总理的“一定要还”，岂不还要再等到二、三年或更长时间农民工才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钱？“为人民服务”，怕是东西方所有政府官员都应该遵守的执政“原则”，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官员更要去主动履行的事，难道非要让上级追问了，下级各党政官员们才能去认真实践？这是不是县政府的行政行为无作为还是失职？倘若中国几千万党、政官员，都是这样不主动解决实际问题、甚至“明知”而回避，有13亿人口的中国岂不真的成了问题大国？让一个国家的总理来帮一个农民追工钱，岂不让天下耻笑？这难道不该让中国成千上万、所有的书记、省长、市长、县长、镇长们来一次反思和洗脑？
好在总理说的话“立竿见影”。假如总理说的两个“一定”也不管用，那又是一种什么结果？将一群地方官一免了之？但你免得了万万千千的书记、省长、市长、县长、镇长们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以往中国国家领导人说过的要遏制乱收费、教育腐败、执政腐败等等，但依然难以奏效的原因。
剥开以上事件的层层表象，不仅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总理“体察民情、善于亲民、为民解忧”的一面，同时更让人看到了中国40多年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官本位”痼疾。在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和未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加紧实施“执政为民”的思想。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中国在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执政生态环境依然严峻，依然需要中国高层来推动实践“执政为民”的市场经济新理念。
在芸芸9亿中国农民中，熊德明绝对算得上是最庆幸和最荣耀的一个，因为国家总理可以为她追讨务工工资。但其它还有9亿多农民、还有大量被欠的工钱，又有谁能为之追讨呢？据相关媒体报道：全国每年欠农民的工钱高达数百亿之巨。学者不禁为此而揪心：如果只是国家总理一人去追，追得过来吗？若真要国家总理们都去帮农民追工钱，那么要中国各级党、政的书记、省长、市长、县长、镇长们干什么用呢？古语说：“老百姓是一杆秤”，他们一定会秤秤在国家总理与农民中间的那些书记、省长、市长、县长、镇长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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