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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4日员子鱼的社论《对粮价波动须保持快速反应》，社论提出粮价上涨对农民有利———谷贵惠农。我不赞同。
谷贵惠农之说有一个“阿基里斯之踵”，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粮价上涨导致农民收入提高的论点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上的。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和城市是分离的，在这个结构下，农民是粮食的纯粹生产者，居民是粮食的纯粹消费者，因此粮食价格上涨
带给农业、农村、农民的收益完全是正向的，带给城市、居民的收益完全是负向的。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后就被农民进城的日渐大规模化不断打破了，这样就形成了农民既在农村又在城市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虽然居民仍然是粮食的纯粹消费者，但农民已经不是粮食的纯粹生产者了，其一部分转为了粮食的消费者。因此，再用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来分析粮价上涨问题，就极易产生误导。
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城打工收益颇多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近些年进城务工者的工资基本保持在以前的水平。这些在城里的农民为了能在城市获得比种田尽量多的收益，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外，他们基本没有别的消费，这就使得他们在城市生存下去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这个意义上，前几年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下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进城农民的生活成本，增加了他们在城市生存下去并改善家庭条件的机会。因此，当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在不断提高，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居民消费成本上升不大的情形下，粮价上涨就增加了他们在城市生存的成本，减少了他们在城市务工的收益，导致他们在城市生存的更为艰难。
进城打工已经成了现时农民家庭得以维持生活的必要条件了。因此，当农村里的农民获得粮食价格上涨的收益时，城市里的农民却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被迫返乡了。这样，对于一户有人种粮有人打工的农民家庭而言，其整体收益将会降低（考虑到粮食流通中的价格不断上升）。同时，也消除了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企图。这样，粮价上涨的成本又由农民来承担了。
于是，一个悖论就形成了：在目前农民既在农村又在城市的条件下，谷贱，伤了村里的农，惠了城里的农；谷贵，惠了村里的农，伤了城里的农。杨季星(复旦大学学者）（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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