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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如果说以前的财税体制改革起源于危机并最终化危为机的话，那么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则是着眼长远的主动之举，其开启的先机将展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路线图。
在15日举办的中国财政论坛上，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负责人表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
革将进入结构性改革阶段。其中，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在于支出方面，无论是对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还是对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国策以及“三农问题”的支持，都强烈显示出公共财政的基本特性。而税收体制改革则直指统一企业税收、统一城乡税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等基本问题。
作为国家经济命运的推动力，财税体制改革一向被视为国之利器，以至于经济学家熊彼特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其基本逻辑是，如果说国家的目标总是要追求合法性的最大化，就只能主动调整政策，进行改革。而在中国基本语境发生变化之时，再度启动新的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并将基本着眼点放在解决长期的、基本面的问题上，结构性地约束失衡的力量，显示出国家在均衡发展上的全面努力。与昔日的财税体制改革，无论是起因和路径，都显示出较大的分野。
放眼改革开放以来的财税体制，凡有两变。1984年出台新税制后实行的是财政承包（包干）制，用企业与政府签定的合同来代替税法处理税收事务，地方上的“讨价还价”和博弈，使这一模式基本失效。以至于到了1994年，演化成一触即发的危机。当时通货膨胀势成猛虎，而国家能力的削弱，造成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被动。
为处理这场危机，中央政府把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首位。新税制改革以暴风骤雨的方式推进，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效，也遗留了不少问题。尤其随着中国变革基本语境的变化，原来力图降低通货膨胀率，在日后几年里，却变成了如何解决通货紧缩。在如今乍暖还寒，似热非热之际推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以看出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加入WTO之后公平税负承诺的进一步兑现。
在此次披露的税制改革中，最为人瞩目的结构性变化是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兹事体大，因为从1994年税制全面改革以来，增值税始终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其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的50％左右。一般说来，生产型增值税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为有利，而消费型增值税则较为有利于企业生产发展。而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纳的是后者。此番让渡，可以看出在综合考虑国家财力和承受的压力之后，中央政府做出的一个长远打算。对于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来说，应是重大利好。当然此番税种转型，其中的行棋次序尤为重要，逐步减磅，可为务实之道。
在这次财税体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关键词。这次税收体制改革，就明确提出，要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有专家认为，上海在上一次财税体制改革中，保持了相当的特殊性，只有一个财税局，而没有国税局地税局之分。此前，曾有财税高官称国税地税合并是大趋势，但是没有时间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上海的意义。
除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和地方或者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这次财税体制改革中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曾有财政高官比喻，区域发展不平衡，就如人体两侧畸强畸弱，积渐成疾，乃至积重难返。而解决之道，就是让强的部分继续保持强壮，同时为弱的部分多输送点血液，并以此加强其造血功能。这次财税体制改革对西部和东北的重视，显示出转移支付之道将大力推行。
城乡差别颇为人诟病，农业特产税的取消，为统一城乡税制第一步，可以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要点之一，也是统筹城乡税制的一个重要举措。上海已经取消农业税，当然是因为在其总盘子占得比重极微，但一些具备条件的省份先行起步，以“蚕食”之势成全面之局，以税惠农，让农民修养生息，才是正道。
此次发言虽未提及，但有消息言之凿凿的是关于内资外资企业统一税收的问题，对于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业界早有批评。此次改革，内外税统一，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至于担心的资本流失，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证明：对于以减税为基本优惠手段来吸引外资的国家，其财政流失将远远大于资金进入量。着眼长远的跨国公司看重的是统一的、规范的市场和法制秩序。
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大学》对于“财恒足”的标准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当今中国的基本面却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此，新一轮财税改革可谓是关山重重，但从目前确立的长远创富、均衡发展的基本方向，可以说是化危机为先机的进取之道，也是把墙变成门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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