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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罗小军 衢州报道
11月15日，记者来到浙江衢州市常山县的鑫辉服装厂，院子里静悄悄，唯有一座不起眼的平房内传来缝纫机隐约的嘈杂声。
厂房内约90名缝纫车工正在紧张工作，然而记者被告知，其中有60多个都不是该厂职
工，而是“常山县同弓乡服装针织培训基地”的学员们。
据悉，2002年底衢州市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劳务输出，组织实施了“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并设立10个培训基地，鑫辉服装厂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基地培训模式，在11月3日举行的中国（衢州）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讨会上，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推崇，并被中农办唐仁健和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等誉为“新时期‘农民讲习所’”。
“鸟飞三部曲”
位处浙西的衢州在经济结构上颇具“西部特点”。衢州是传统农业大市，工业基础薄弱，全市有4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解决出路问题。
“衢州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有不少距离，难以适应外出谋生需要。”衢州市委书记蔡奇指出，“由于缺乏一技之长，干了几个月就回来了，（失业）返乡率比较高。”
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衢州市委在今年4月强化了这项“万名农民素质工程”。
记者在培训基地认识的31岁的老陈，曾在杭州打零工6年。她告诉记者，在6年中因没有一技之长，她曾多次“失业”返乡。“我在杭州洗碗打杂，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后来人家不要我，没有（其它）技术，就回家了，”老陈对记者说，“后来听说可以免费培训，我就来了。”
招贤镇20岁的农民刘国芳更早参加培训，他说：“我以前打工一个月四五百块，经常有一阵子会没事做，就呆在家里。后来，参加了镇里的电脑培训，现在在杭州打工，一个月有1000多块了。”
“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农民利益核心就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根本是就业保障问题，而就业关键是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本领，今年我们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就是这么来的。”衢州市委书记蔡奇说。
“我们最早只提出了放鸟出笼，就是让农民自发出去打工；今年年初提出万名农民素质工程，这是在育鸟出笼，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而现在又提出名鸟出笼，就是要打造品牌。”
蔡奇对记者说，这“鸟飞三部曲”，就是要从单纯的劳务输出培训扩大到全面开展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一语点破了衢州的“玄机”，他说：“城市吸纳劳动力数量是由城市的经济发展决定的，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培训，对提高本地农民的竞争力、抢先占领工作岗位是起作用的。”
农民培训券
曹锦清指出，对农民进行培训本身并不是新鲜事，“但衢州的培训方式具有重大突破。”
常山县委副书记徐常青告诉记者，“以前我们也有很多培训，”但由于操作机制问题，结果往往是“走形式而见不到效果。”“而且过去是我们政府办培训，不了解市场需求。”徐常青说。
为解决这些问题，常山县在去年底引进了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办培训，常山县约50家培训点中，只有一家是政府设立的培训基地，其余都是社会力量创办。
常山甩出了什么高招，促成了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呢？
原来是一张神奇的“劳务培训券”解决培训资金的流通问题。这在全国，都是一项创新。
谈到培训券，徐常青称灵感来源于浙江长兴教育券，年初衢州市提出万名农民素质工程的时候，常山就想出了培训券这个办法来实施这一工程。
培训券全称——常山县劳务输出培训券（A）或（B）。每张有编号，长11.5cm，宽9cm。A券粉红，面值人民币100元；B券草黄色，值50元，目前可以形成50、100、150、200元四种组合价格来替农民支付培训费用。券面记载受训人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培训内容等。
培训券由常山劳动人事局劳务输出办公室（简称劳务办）印制，并加盖劳务办印章，根据衢州市的统一部署，要求政府买单，对衢州的农民每人提供一次免费培训机会。常山县2003年县级财政投入50万元经费，乡镇根据本地培训名额，按1：1配套，对应地拿出50万元经费，这100万元全部划入县劳务办专户，统一发放管理。
各级农办先对培训需求摸底，各乡镇一般有一个以上培训点，农民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各乡镇报名参加培训，乡镇确定每期培训人数，并据此到县劳务办领取培训券。各种技能具体培训内容由劳务办确定，培训结束后，劳务办组织考试，成绩合格者，在培训券上加盖成绩审核章。培训点创办人拿着这盖有审核章的培训券，到县财政兑现。审核不合格，培训机构拥有的培训券不能兑现。
“第二期培训班我赶走了几个人，拿了券不好好学。”常山县万名农民素质培训工程招贤镇培训点创办人张晓明对记者说。
“这样我们通过培训券，就可以清楚地统计培训的投入，而且钱直接用到农民身上，没有了以前的中间截留，并且通过审核可以检查培训效果。”徐常青表示。
政策有倾斜
但从记者走访的培训点来看，实际情况与制度设计尚有一定距离。
培训点分两种，一种是政府设立的，依托于社会机构之中；另一种纯粹是社会力量自办的。
同弓乡鑫辉服装厂的培训基地，属于前者。该厂厂长对记者说：“以前我们培训一个车工，也是收费200来块，可以净赚60元”，而现在除了培训一名员工可以得到200元券净赚60元／人外，“每培训合格一名农民，政府还对我们补贴150元”，这等于该基地培训一名农民获利210元左右。该厂厂长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培训了178人，获利约3.8万元———而他们生产服装的年利润也才10万左右。
但记者发现，其他纯粹的社会办学培训基地却没有这样的政策优惠。
张晓明是招贤镇政府的司机，2月份听到培训的消息后，张贷款6万多，加上自有资金3万多，办起了电脑培训点。从4月起，共培训了四期200人，毛收入4万。但是结算了水电费，房屋租金，每期老师授课费和电脑设备折旧等费用后，每年总成本就在3.8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年最多盈利2000元。
而且由于今年镇里的培训券都已经用完了，这段时间生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在等明年的免费午餐。”张妻表示他们原来预期办培训三年回收成本，但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
此外，农民跨区域自由选择培训机构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也往往由于结算问题而打了折扣。总结材料指出，有的乡镇从完成本乡镇劳务培训考核指标及经济利益考虑，“担心本地农民到其它乡镇培训，导致本地培训经费流失，要求学员在本地办的培训班进行培训”，与“培训券的出发点相背离”。
开发人力资本
由于培训积累了一批低成本的熟练车工，有一企业年底将到同弓乡投资1000万元建一个服装厂，该乡长解释说“他是因为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培训班而主动决定投资这里的，而以前要引资难度很大”。
“解决三农问题，政府不是直接去抓生产和产品，关键是人，创业和创新主体就是农民，应此要抓农村劳动力素质。”蔡奇指出，“过去，感觉几十万农民是个很大包袱，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资源，可以开发为人力资本。”
衢州农办的一位官员透露，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此大加赞赏，并决定在全省推广衢州经验。“我们只是抢先了一步”，衢州市委书记蔡奇表示，按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农民培训运动已然拉开序幕。（本报记者王云帆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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