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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居正，悠悠400余载，除了史书上谈到明隆、万年间时对其寥寥数笔一掠而过外，今天的读者，大多是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坊间的流行才使他们初步了解到这个曾叱咤风云的改革人物。现在，作家熊召政用诗意的笔触，灵动的文字，洋洋百万言，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我们解读了这段斑斓多姿的历史，塑造了几十位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艺术形象。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君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管这个帝王已届英年，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也不管这个帝王英明睿智，还是昏庸无度，如果怀疑其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便是犯上作乱，会带来灭顶之灾。这样，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明称元辅、首辅，清代称大学士），如果想经邦济世，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处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上，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技巧，才能施展自己匡时救世的报负。熊召政先生的《张居正》便写出了这样一位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励精图治的政治家的“另一面”。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48岁的张居正终于登上了首辅之位，按理说，大权在握，张居正可以按照自己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做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名相，但是，神宗只有10岁，朝中大事的委决，实际掌握在神宗的生母李皇后的手上，而神宗及李皇后的身边，又有一位秉笔太监冯保。矛盾的冲突，故事的展开，就围绕着张居正要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得不联合后宫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铺陈开来。在小说中，张居正与宫内的联合与斗争，不仅贯穿全书，而且也构成张居正与众臣僚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并且为张居正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幼年即饱读诗书，儒家的正统思想浸透在他的血液之中，与宦官联合，对于他这种人而言，应当是不耻为之的。且不说读书人的自尊心，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世时，也曾严厉禁止内宦干政，加之前朝王振、汪直、刘瑾等宦官跋扈专横、遗害朝政的教训历历在目，“勾结”太监及后宫，张居正应当知道天下士子对此举的鄙视，不能不知道宦官干政的危害性。但是，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宫府一体，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可见其宫府之间的默契，可见其高超的政治技巧。
张居正与太监的联合，与明朝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明朝的内阁有权代皇帝对内外臣工的题奏本章拟出批复或批办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写在“票签”之上，供皇帝审阅定夺。皇帝定夺之后，交宫内司礼监秉笔太监按皇帝的意见批写在各本章上。这种负责“批红”的太监因此权力极大，批红时往往按自己的意见改动内阁的票拟，或者对皇帝施加影响。而前任首辅高拱正因对太监冯保的蔑视，才导致被迫致仕。万历登基时才10岁，冯保是万历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就是冯保的意见。如果张居正在首辅任上也形成与冯保作对的局面，不仅自己有去职之忧，而且可能会激化矛盾，形成明初“夺门之变”的结局。冯保的某些要求，如果不损害大局，张居正不能不去满足。所以，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前，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的目的，如果说是出于保
护自身，排挤高拱的话，那么张居正夺得首辅之位后，张居正与冯保的联合，对李太后的俯首听命，则是为了“挽振颓风，刷新吏治”，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而采取的韬晦之计。
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的隆庆六年，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入不敷出，同时，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以致于朝廷官员的俸禄，都要用胡椒苏木折付。在《张居正·水龙吟》一书的开篇，小说写到因折俸事，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锦衣卫主管粮秣的官员章大郎大闹储济仓，将大使王崧推倒摔死，结果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如不严办章大郎，则无法平息官员的愤怒。而章大郎如此蛮横，旨因其舅系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得用。当初，张居正决心惩治凶犯，但邱得用用一幅李太后所摹写的价值万金的《心经》送给冯保后，冯保借京官对胡椒苏木折俸的不满，敲打张居正，对李太后故意说朝中有人认为张居正“离间君臣情义，怀私罔上”；其对张居正又讲“太后的心情咱知晓，她就是要保章大郎一条命”。而张居正“深如冯保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辣手段”，不得已用“误伤”二字为章大郎开脱了此事。同时，对冯保为贪渎且官声不好的南京工部主事胡自皋谋求两淮盐运使一职时，又慨然允诺：“这有什么为难的，冯公公交办的事，仆一定尽力办好。”当他感觉此事十分棘手时，他与户部尚书王国光的一席话，可以说是张居正复杂内心的披露。
文中写道，当张居正也骂胡自皋是个贪官时，王国光忽然明白了张居正的处境与良苦用心。当王国光问起起用胡自皋是否冯保的主意时，张居正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时，这个贪官你用还是不用？”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国光说：“为了国家大计，宫府之间，必要时也得做些交易。”为了刺探宫中的情况，张居正甚至让自己的管家游七与冯保的管家徐爵相与往来，以便建立直接的联系。
这是老成谋国之计。在某些清流看来，张居正与太监往来，丧失了一位儒家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尊严。但《水龙吟》最后写道，京察后，张居正拟票，对一应官员或提拔或降黜，这时，他的亲家刘一儒登门求见。张居正原拟趁京察调动这位亲家的职务，孰料亲家提出离开刑部，愿到南京任一闲职。临行时，亲家送给张居正一个古董，上面寓意“伶俐不如痴”。其实，张居正并非不明白，这不仅是亲家一人的偏见，而是代表了一批清流的观点，他们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后与后宫及太监的合作没有风骨，为士林所不屑。
这些后果，张居正并非没有料到，还是那次与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对话中，张居正已推心置腹地对他申明了自己的处事原则。他说：
“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中，张居正无疑属于那种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但他在这些身居高位的宰相中，属于勇于任事，不顾毁誉、不计身家的代表性人物。小说写到他上任即推行京察。意欲罢黜一批庸官，选拔一批能吏，尽管这项措施遭到高拱余党的激烈反对，但他坚定不移，为其下一步改革奠定了组织基础。（21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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