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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臻
11月13日，浦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要再向市场发行60亿元可转债，该公司董事会决定，12月12日上午召开2003年度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事项。这一消息不仅使浦发银行一开盘便跳空下跌创下自上市以来的最低价，而且累及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一度大跌，再次给脆弱的股指以沉重一击。这是银行股紧随招行百亿可转债风波后的又一次大跌。
银行股的低迷时代
今年以来，股市依然持续低迷，每次新股发行或者大规模的增发，均被投资者视为洪水猛兽，因股市扩容而引起的股市大跌层出不穷。
但反观今年银行股的融资情况，各家上市银行融资圈钱后浪推前浪的场面火热。今年1月，浦发银行增发3亿A股，募集资金25.35亿元；2月，民生银行发行40亿元可转债；8月，华夏银行首发新股融资56亿元；10月，招商银行在巨额融资仅一年后，其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可转债议案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此次浦发银行发行期限为5年的60亿元可转债，与年初增发融资几乎是如影相随。银行股似乎有着天生的资金饥渴症。
银行股的再融资使得基金对此类个股敬而远之。据2003年半年报显示，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42.34％，在A股64个二级行业中名列第8位，毛利率49.64％，高居第6名，而销售净利率虽落在10名之外但也达到13.97％，在64个行业中处于第11名，三项指标均远高于A股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从公开资料看来，基金还是对银行股选择了规避。招商银行由二季度的基金重仓股第一位下跌到第6位，浦发银行则从前十大基金重仓股的行列中出局，民生银行也多被减持，而华夏银行上市后，仅有3家基金合计持仓150万股。投资基金三季度投资组合报告显示，银行股实际上已经遭到了疏远。
资本充足率生死结
银行股不惜股价下跌逆市而动，实属利益的博弈，资本充足率是横在商业银行面前的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根据《巴塞尔协议》和央行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8％是底线。实际上，国内许多银行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根据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前几日披露的资料，就目前情况看，按中国现行标准，不考虑拨备等因素，也只有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中的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恒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到了8％，其余银行业金融机构都未达到8％的要求。
根据这一资料，资本市场上5只银行股，其资本充足率均在底线指标以上。那么，银行股为什么还要另辟蹊径圈钱不已呢？实际上，已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这道生死门槛前的压力更大。因为银监会在今年已经明确要求，从2004年起，对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实行按季考核，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在“所有时点”上满足8％的最低要求，一经发现达不到监管要求，将暂停该行机构和业务市场准入。
根据公开资料，浦发银行1998年底的资本充足率仅为8.65％，上市募集的39.55亿元使其1999年底的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到18.3％。但随后的经营规模扩张使资本充足率又有降低。2000年底和2001年底分别为13.5％、11.27％，2002年底已降至8.54％，2003年中报告已经到了8.3％。在银监会的死命令面前，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数字。
而招商银行此次发行100亿可转债的最直接的动因也是8％的资本充足率这条生命线。
再看民生银行。民生银行2000年A股上市，募集资金40.89亿元。两年中，民生银行惊人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已经将募集资本的优势发挥殆尽。到2002年年底，民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至8.22％。至2003年上半年，民生银行资本充足率已一度降至7.11％，低于资本充足率8％的监管指标。在此情况下，民生银行也拿出可转债这一“秘笈”，8月22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发行的40亿元民生转债自8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但事与愿违的是，消息一出，民生银行股票即因遭遇恐慌性抛售而大跌，转换股份遇阻，截至9月底未转股的民生转债尚占发行总量的94.58％。而监管部门也没有批准民生银行将转债计入资本净额，碰了一鼻子灰的民生银行正在研究利用包括海外融资在内的多种渠道筹集资本金。
再融资体制的缺陷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一种可以在特定时间、按特定条件转换为普通股股票的特殊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性，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债券到期，收取本金和利息，也可以按约定的条件将债券转换成股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红利分配。在配股、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被一再使用且遭遇市场抵制的情况下，可转债由于其特殊性，被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钟爱。而银行股利用可转债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反映出的是再融资体制的缺陷。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招商银行百亿可转债风波中表示，可转债方案可能不是最优方案，但它是目前制度下最可行的方案。他称，鉴于目前国家没有出台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的办法，因而只能把发行可转债作为第一选择。如果国家出台了有关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补充资本金的管理办法，同时又能在时间上满足银行补充资本需求，那么银行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部分或全部发行金融债。
从马蔚华的表态中可以看出，银行股之所以热衷于可转债的圈钱方式，其根源在于再融资体制的缺陷。由于可转债的发行规模大而且融资要求最低，对于融资时间的间隔和规模限制宽泛。再加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本身并不具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那样的政策优势，所以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要更多地依靠市场资源。因此，可转债自然成为上市公司最为青睐的圈钱方式。
就在几天前，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北京的一次国际论坛上透露，国家将采取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以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增强四家银行的损失消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以及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为四家银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表态使四大国有银行吃了定心丸，但是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却是如有芒刺在背。四大银行背后站着国家财政，花旗、汇丰们背后站着势力雄厚的外资，股份制商业银行怎么玩才能适应2006年市场完全开放后的公平竞争？所以，利用现有的制度设计扩充资本金成了生存大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将圈钱的短期利益当成长期利益的怪圈。难怪马行长在招行百亿可转债风波中面对众基金的指责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利益。”
两种做大数字的游戏
实际上，银行股因资本充足率而生的资金饥渴症的背后，透露出中国银行业在市场开放的竞争过程中的隐忧。
无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都在拼命玩着一种游戏：做大数字。一是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的生死线，不惜代价做大分子，千方百计地使之大于等于8；另一方面为了降低不良资产率，千方百计地扩大贷款量，通过放大分母的方式使不良资产的比例降低。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末，已实行五级分类的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8.7％，其中四大银行为21.4％，政策性银行为18.1％，股份制商业银行8.4％。这一数据与此前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不良贷款比例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不良资产绝对额的真正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博士认为，今年以来，银行信贷超常增长很明显。从信贷的供给一面来说，信贷超常增长主要动力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这个分母似乎是降低不良贷款率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四大国有银行选择了在贷款量上扩张。更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利用金融工具“对倒”也是今年一种扩大信贷规模的方式。前8个月票据贴现贷款增加4240亿元，同比多增2986亿元等。但究竟是否有实质的交易活动做支持呢？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今年以来，各银行机构的贷款量普遍上涨。为降低不良资产，他们普遍采取了扩大贷款量、做大分母来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做法。这种做法对数字的降低可能有效，因为新增贷款在短期内不会马上变成不良贷款，只要贷款总量增加了，短期内不良贷款的比率自然下降；但也有可能导致不良贷款在总体数量上的增加。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在于银行问题。
从银行股圈钱的背后，几乎可以无一例外地看到融资－资本充足率提高－规模扩张－资本充足率降低－再融资这样一个轨迹。正如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的降低不能让人真正欣慰一样，银行股在现有制度设计下，通过各种融资手段来提高资本充足率自然不是一件能让投资者感到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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