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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滇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什么是道德风险
有人疑惑，“面对复杂的设立民营银行的动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放开民营银行极易产生道德风险。而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这一问题似乎不太现实。因此，人们对于如何把握民营企业的办行动机，既困惑又担心”（参见张吉光等“民营银行八大疑惑”）。究竟什么是“道德风险”？什么样的银行比较容易产生道德风险？
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对道德风险有了明确的阐述。亚当·斯密认为：“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
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私人合伙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翻开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589页，有道德风险（MoralHazard）的解释，这个名词指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避免道德风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全部后果适当地转嫁给经济行为者。如果能够把利益留给自己，而把损失转嫁给别人，就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科托威茨（Y.Kotowitz）指出：“道德风险存在于下列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或利益），因而他们不承受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同样地，也不享受行动的所有好处。”由于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在签合同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使得经济行为者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全部责任，这就是合同的不完全性。他指出：“只要能够简单地把全部后果转嫁给这个经济行为者，问题就很容易被解决。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完全的合同。”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道德风险。在过去20年内，经济学家们集中研究三个问题：（1）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最优化合同的性质。（2）市场和制度如何作出反应以缓解这些问题。（3）由于道德风险难以回避，因此导致次优合同的产生，而次优合同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福利分配。道德风险基本上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形式。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在处理道德风险时，政府干预所引起的问题也许比它能够解决的更多。
什么样的银行容易产生道德风险
有关道德风险的研究被广泛地应用在企业合同、保险理赔和金融领域。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讨论金融领域中的道德风险。
例如，当泰国、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援的时候，有人说不应当轻易给予援助，否则会鼓励道德风险。他们认为这些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其金融体制不健全，为了追求高回报而没有采取足够的风险防范措施。假如给予援助，等到他们渡过难关之后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高风险投资。如果投资成功，他们可能获得很高利润，投资失败则要求国际救援。因此他们主张，援助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这些国家彻底改革金融体制。
另外一个例子：人们常常批评说，正是日本政府死保最大的20家银行造成了金融业的道德风险。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日本银行系统出现了大量坏账。由于日本最大的20家银行规模庞大，日本政府担心，一旦这些大银行破产将震动国本，带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给这些大银行注入资金，输血抢救。结果这些大银行有恃无恐，为了摆脱困境，更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损失惨重，给日本金融体系带来极大困难。这些银行本应为自己的经营失误承担责任，可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干预，金融危机的后果被转嫁给了全体国民。日本经济在泥沼中挣扎了12年，到今天还没有起色。
在讨论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时候，有人认为，如果储户有了存款保险，他们就没有动力来监管银行，这也是一种道德风险。
在研究企业制度的时候，有人提出来，由于企业经理们掌握有信息优势，如果他们追求高风险、高回报投资，成功了经理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失败了则由股东来承担损失，这也叫道德风险。
从上述例子来看，极易产生道德风险的不是民营银行，而是国有银行。
民营银行具有清楚的产权结构，只要在民营银行准入过程中严格审核其企业制度，就有可能尽量减少其“不确定性合同”。民营银行尚未诞生，如果他们的制度不完善，不批准就是了。可是对于国有银行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SoftBudgetConstraints），有谁能够拿出有效的办法来吗？如果国有银行吸收进来相当大比例的民间资本，就能改变这些预算软约束吗？倘若要转嫁风险，有谁比拥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银行本事更大？国有银行若不从根本上改革，想克服“合同不确定性”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
新建立的民营银行有没有风险
谁说过民营银行没有风险？民营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一点也不比国有银行少。可以肯定，第一批出现的民营银行当中会有一些在几年之后被淘汰出局。不妨回顾一下中国首批民营企业，有几家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如果民营银行放贷出现了不良贷款，惩罚机制是非常明确的，民营银行的股东将承担损失。如果民营银行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关门破产。关闭民营银行要比关闭国有银行容易多了———把股东的本钱亏光了拉倒。有人问，如果民营银行的不良贷款超过了自有资本，破产之后也补不上窟窿，怎么办？很简单，拿金融监管机构和存款保险机构开刀。要你们干什么？就算民营银行马上开张，在若干年内其规模都不会太大，因此处理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兼并问题要比那些大银行容易得多，惩罚对象是很明确的。
民营银行诞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规模必定有限。让几家经营不当的民营银行破产，未必会对整个金融体制产生难以控制的冲击，根本不存在“大而不死”的道德风险，这正是我们设计银行破产规则的任务。国有银行规模巨大，是当前金融体系的顶梁柱，无论哪一家都不能破产倒闭。对于国有银行来说，产生道德风险的诱因要比民营银行大得多。
有人说，“放开民营银行极易产生道德风险，而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这一问题似乎不太现实”。显然，前一个判断犯了概念错误，而后一个判断则紧接着犯了逻辑推理错误。目前，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推动制度创新，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民营银行试点来探索银行准入、监管和退出制度。试还没有试，怎么就敢下结论？在世界各国，民营银行的比例都超过了7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几乎都是些穷国或者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既然别的国家能够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民营银行的道德风险，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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