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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货币市场基金今日之困表面看来出自不同部门间的利益之争，实则暴露出境内金融业诸多深层次缺陷
计划赶不上形势。短短半个月，多少媒体言之凿凿行将问世的货币市场基金又经历了
一场风波。
这可真要让人哭笑不得了。因为就在月初，笔者曾经撰文就货币市场基金的前景颇费踌躇地提出过自己的保留意见，其中一笔带过却又确实苦无良方的是，“货币市场基金大规模发展起来后将会伴随的银行资金、股市资金的大转移，对于这类更具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我们何以应对？”（详见本报11月5日3版《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有多大》）
其实，这话说得着实吞吞吐吐、语焉不详，现在看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古训比之时下不少报道实在是要可靠得多。因为迷信白纸黑字的东西，明明疑窦丛生，却又不敢质疑，绕着弯子旁敲侧击，原本该是绊马腿，生生搞成了马后炮。
多少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光说不练的老毛病距离中国人终是渐行渐远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事情岂能轻易善罢甘休，更不用说商业银行个个身大力不亏，当此危急关头又颇有同仇敌忾之心，基金公司早先的乐观反见得有些过于托大。
而对于商业银行振振有辞的说道，明白人自然可以不必当真。充分性不能代替必要性，你有你的优势固然不假，却怎见得基金公司就一定做不好。更何况不谈自己的苦衷，一味盯着别人的短处，一则不厚道、不实在，二则亦容易被指咸吃萝卜淡操心。
打开天窗说亮话，货币市场基金今日之困表面看来出自不同部门间的利益之争，实则暴露出境内金融业诸多深层次缺陷：
首先，巨额储蓄存款不仅是柄双刃剑，更要命的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反复因之陷于循环论证的悖论不能自拔。一方面，巨大的放贷压力使各类风险继续保持向银行体系集中的态势，另一方面，存量不良资产的化解又必须依靠高额储蓄为其争取必要的时间。具体到货币市场基金这一问题，原本有专家认为该创新产品将有助于打破上述困局，现在看来这种立足于将来的推导式的承诺在实践中却很难压制商业银行的反弹情绪。
其次，因为种种原因，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一实践模式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至少在现阶段及可预见时段内并不存在明显的可质疑处。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微观的、具体的、更多的只是涉及技术层面的创新活动，究竟应该持何种态度？如果说，这个问题并不成之为问题，那么进言之，对于上述创新活动的定义，在实践中又该如何进行？譬如说对于货币市场基金这样横跨两大部门的产品，究竟是定义在先，还是实践在先？是监管至上，还是效果优先？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实则却关涉金融改革如何深入的大原则。
还有，从创新活动一般遵循的客观规律来说，创新动力、监管保障缺一不可。我们说，中国的银行改革、金融改革实行也久矣，但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整个行业、整个部门依然处于低位盘整而未有实质性进展。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本质、提纲挈领性的抓手究竟有没有？从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历程来看，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很多情况下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的开放、市场的发展，从而最终被迫进入事倍功半的“攻坚”道路。
我们仍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例。金融本是基于现实问题的存在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因此，我们要问，既然货币市场基金的市场需求确实存在并无疑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阻碍金融企业不能有效、及时地满足这一需求？是动力不足？还是监管过度？吴敬琏教授一再强调制度重于技术，这一论断落实到货币市场基金，是不是应该大而化之、推而广之，而后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措施并及早实施？
老子认为，天下事“甚易知，甚易行”，问题出在“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而论，但愿因货币市场基金而暴露出的诸多矛盾，能有助于相关部门寻得知、行的智慧与勇气。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1月20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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