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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范围的企业并购重组规模越来越大，重组后的企业明显地提高了竞争力。与此同时，通过跨国购并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实现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在中国，在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方针指引下，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也进入了重要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化，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主攻方向。而制度创新又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按照这一思路，这几年我国加快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大了国有企业改组的力度，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1997年到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户数从25．4万户下降到15．9万户，平均每户净资产从2974万元增长到878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从791．3亿元提高到3786．3亿元。实践证明，国有经济布局和企业结构性调整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重要途径。
我们清醒地看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分散，涉足的行业过多、领域过宽，国有资本涉及的企业数量过多、产权结构单一的矛盾依然突出，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落后，效率低下，不适应改革发展的形势。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们知道，资源配置决定效率。结构性的低效率，用管理技巧无法弥补。国有资本只有不断流动才能富有活力、才能提高效率。但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必须在国家所有者的决策和监督下进行，只能是国家所有者为实现自己意志和获取不低于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的主动行动，不能由内部人包揽一切。国资委成立之前，在国有资产多头管理、产权责任不清、所有权不到位的情况下，我们面临两难的处境：如果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不流动，就没有效率；如果要流动，几乎又无异于流失。此前出现的各种现象，从本质上都与此有关。
设立国资委，受政府委托负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责任，排他性地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前，从三个方面看，通过并购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条件日甄成熟：
一是90年代中期后，产业和企业的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中国经济转向买方市场后，市场竞争逐渐强化，政府改变了通过国有银行向没有希望的企业输血的做法，国有企业两极分化加剧，优胜劣汰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缺陷和资本流动不畅，使一些行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恶性竞争，但又不能通过重组提高竞争力。产业和企业的结构性矛盾迅速显性化。客观上讲，通过并购重组调整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已经变得十分迫切；
二是十五大以来，对国有经济必须抓大放小、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逐渐形成共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有资本是政府控制的特殊资源，政府投资的目的不仅是资产的增值，更重要的是保障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保持国家的控制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就是国有资本向国家必须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集中，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各自发挥优势。经多年努力，国有经济通过企业购并重组优化布局和结构在理论、政策和认识上的障碍逐步消除；
三是十六大以后，国资委的成立落实了排他性的国有产权责任。由有产权责任约束、负责任的国有产权主体主持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国有资本的有序流动而又不流失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至此，国有经济健康有序参与企业购并包括国际购并的基本条件逐渐成熟。
以上条件初步形成之后，国资委就以出资人的身份积极探索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建立国有资本的有序流动机制，既使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动态流向关键领域和高效部门，又能保障流动中的资产安全，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全球资本流动、生产能力转移，是一个大的趋势。这种流动和转移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重组。中国加入ＷＴＯ后，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是外资企业法定的权利；与此同时，各ＷＴＯ成员国的市场也是中国企业施展才能的舞台。国际化经营往往与跨国并购重组紧密关联。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和重组给企业带来了机会，这机会不仅给了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可以分享，中国的企业并购重组可以立足国内，但必须放眼全球。审慎地并购境外企业，包括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自身优势与并购企业优势重组会产生新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同时也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回答。如何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并购重组中的作用﹖如何促进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完善？怎样促进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怎样完善并购重组的法律法规？如何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如何学习和利用国际经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企业、政府人员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新的突破。
（本文为作者11月19日在“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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