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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农业结构的升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农村大量中小企业的兴起，对农村金融体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几年农村金融改革尽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感到还不解渴，农户贷款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还应当从一些基本面上考虑问题，任重而道远。
应重视对农村“金融需求”
的分析和研究
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符不符合农村实际，关键在于它符不符合农村的金融需求。搞清农村金融需求的结构和特点，是合理确定农村金融体制和政策的基本前提。中国目前考虑农村金融改革方案，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事论事”，没有很好的研究和分析农村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金融需求。
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金融需求已突破“传统农业”和“自给自足”的局限。从服务对象看，大体有四个层次的需求：1传统的小规模经营农户；2有一定专业化生产水平的规模经营农户相当于我国的大户、专业户；3农村中小企业；4农村小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的各类业主。这四类不同的金融需求所要求和对应的金融机构、金融机制、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显然是很不相同的。
至于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是信贷需求。信贷需求也要讲有效需求。很多专家认为，事实表明，小农户、贫困人口特别是极贫人口的金融需求是不足的，他们可能有存款、保险等需求，但不一定有贷款需求。非要给他门贷款，与其说是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如说是增加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信贷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机制，它不是万能的。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边界的。扶贫作为一种社会性、公益性极强的事情，也许本质上就不适合或不太适合信贷机制，而应当采取别的办法如以工代赈等来解决。各国的扶贫贷款普遍用得不好，就很说明问题。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是各国扶贫信贷的典范，现在不时也捉襟见肘，很大程度需要不断从外部输入资金主要是捐款。
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均为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农村金融问题专家认为：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提供农村金融不见得总是实现上述目标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而有效的农村金融项目应该配合以其他方式的政府行为，如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力发展的投资。”印度马哈特施特拉地区进行的“农村整体发展项目”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对其中进行了信贷安排和试验项目的人群的消费总额的比较，发现这个项目远不如不涉及信贷和试验项目的国家就业保障项目更能达到预定目标。
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1小规模、分散化。这是基本特点。2多样性、复杂性。3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农民的土地、住房、果树都难以变现；存单质押无异于同义反复。4方便、及时。5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
以上特点的政策含义是：光靠强调资金流动性、安全性的正规金融机构农行、信用社等是不可能满足农户多样化、复杂化的信贷需求的。换言之，要适应农户多样化、复杂化的信贷需求，必须在继续改革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的同时，使农村一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浮出水面”。据不同估计，我国农村“高利贷”有8000亿至1．4万亿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这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正视和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敏感的问题。
关于“补贴信贷”或“政策性金融”
的定位及选择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传统观点普遍认为，由于农业投资长期性、低效性和农业收入不稳定性的特点，农村信贷需要依靠大量外部资金的输入，应有专门的非盈利金融机构来运作，利率应低于工商业或基准利率等。
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近些年来，这些观点和相应的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1实行补贴信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财力有限，这会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甚至“无底洞”。如墨西哥1983至1992年间一共向其农业金融结构转移了23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38亿给了两家政府拥有的亏损的农业保险公司，最高年份时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8％，到80年代后期，这种转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2”免费午餐”谁都不吝惜，“农村金融机构往往被当作分配窗口而不是金融机构，借款人有时会把‘软’贷款看成是无须偿还的馈赠资金。”雅荣等在印度，拖欠贷款的比例大部分一直徘徊在50％左右。墨西哥农村银行的贷款回收率在80年代末期只有25％。马拉维小业主农业信贷机构的贷款回收率在近期已跌落到20％，该机构已宣布破产。3金融机构难以收回信贷成本、费用，自身不能长期维持，商业上缺乏“可持续性”近年国际上对农村金融机构强调频率很高的概念。4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容易拿到贷款，而真正贫困、老实巴交的农民往往得不到贷款，这就有违政策初衷。哥斯达黎加总能拿到贷款的年收入在10500美元的农户就处于收入分配最高的10％之列。
如何评价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或经营业绩﹖雅荣等于1992年提出了两个基本指标：覆盖面和持续性。这已为学术界和实践者广泛接受。覆盖面，表明农村金融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服务目标客户了，以及满足目标客户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程度。它一般有客户数量、平均贷款规模、女性客户所占比例等指标。持续性，可通过计算单个农村金融机构的“补贴依赖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表示如果某机构要实现持续性即不依赖补贴，它必须把目前的平均贷款利率提高多少个百分点。
中国到底要不要发展合作金融
这是一个很让人头疼、也很难几句话说得清楚的问题。但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也不应当简单回避。
首先大家都承认，在中国搞信用合作确实很难。第一，农村信用社多年改革实践证明，它确实改不过来，难以恢复“三性”，特别是合作性。第二，抑制乃至压制信用合作的现行体制和组织资源实在太强大。第三，好像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在纷纷放弃或改革信用合作。
但许多学者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第一，小农的国家不搞合作包括信用合作的不多。在中国，小农特别是有一定市场和生产规模的小农究竟需不需要合作，这似乎不应当由我们而应当由农民自己进行选择。第二，现在搞不了信用合作，不等于今后哪怕时间很长也搞不了。第三，扛起“信用合作”的大旗有“难言之隐”，不扛这杆大旗可能麻烦更大，“失去”更多。第四，那些中部地区“中不溜儿”的信用社不搞“信用合作”搞什么﹖
究竟怎么办﹖持以上两种观点的人看法基本相左，前者认为就不要再羞羞答答了，干脆放弃信用合作，完全搞商业金融；后者则认为合作肯定不能丢。还是应想办法尽可能按“合作制”方向走和规范。但也有相当—部分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什么样的信用合作，也即信用合作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一方面，要强调社员“多入股”包括大户、乡镇企业入股、资金主要用在“社区内”等体现合作制的因素，同时也要强调信用社本身要盈利，提高竞争力，更多地引进”股份制”的因素。准确说，近年来国外对信用合作就更多的是在“改进”、”改良”而不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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