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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成思危石广生陆昊胡景岩李善同江小涓
刘彩素帕猜理查德.艾林卡尔.索旺吉赞.费克特库提
主持人：高沛
处在五年入世交接中轴线的中国，两年的实践或许不能证明什么，但中国“火箭式”的变化在说明，加入WTO更多意味着一种决心和理想。最关键的是，这对于中国自己和世界都实现了发展上的“双赢”。
WTO推进中国小康
按照多哈宣言，新一轮谈判应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放在中心位置，确保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增长中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份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主持人：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随着各成员国贸易活动的加剧，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何种变化？
石广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进出口总额达到了6千亿美元。1985年到2002年，流入中国的FDI从不到20亿美元发展到去年的52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1989年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还不足9%，2001年已跃升到49%。
素帕猜(WTO总干事)：1978年中国第一次批准初步的经济改革计划时，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而现在中国历史性的加入世贸组织两年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贸易国。在2002年，中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6930亿美元，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也达到4500亿美元。
主持人：这些强有力的数字和经济变化，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小康社会会提早来临？
成思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从GDP来看达到了1万1千亿美元，超过了意大利，占世界第六位，但是中国有13亿的人口，按照人均来看，GDP刚刚超过世界银行规定的所谓低收入国家——800美元的标准。但应该清楚，不能只看到GDP的总量，更应该看到人均比例。
石广生：中国需要解决13亿人口人民的共同富裕的问题，需要解决两千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需要解决每年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需要解决经济与社会、农村与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协调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发展的问题，也是世界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达到城市和农村共同实现小康社会。然而一位到过中国的欧洲外交官回国后描述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但农村却是非洲。那么怎样解决农村的小康问题？
成思危：中国的农村确实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根据2002年的统计，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7800块钱，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是2400块钱，城市居民是农村的三倍，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化等等方面生活品质都要比农村高得多。
根据我的研究，城市人口的比重从30%到70%，英国花了将近二百多年才达到；美国则从1820年到1920年花了将近一百年。目前，中国城市与农村人口数量比是37：63，在2020很难达到城市人口占70%，要转移这么多的农村劳动力，恐怕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素帕猜：WTO的框架是有利于支持农村领域的。作为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我敦促中国能够利用它的影响力，在12月中旬的时候，能够建立农业部门的框架，全面实现多哈的授权。进一步改进农业的领域，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地位。
跨国公司得福
新一轮谈判及其将达成的多边贸易规则将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市场的规模和需求将不断上升，从而给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奠定了基石。
主持人：加入WTO后给民族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经济所讲的产业结构在急剧升级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引进大量的资金技术，对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速发展二十多年的时间，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技术，从国内的供给能力来讲是远远不足的。
理查德·艾林(WTO贸易与财政司司长)：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外资政策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对于这个国家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东道国拥有一个非常开放的贸易政策，就能够吸引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主持人：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逐步发展，其进入、扩张和经营战略都在不断调整，那么它们投资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胡景岩(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我国不断地在探索新的投资方式，拓宽外商投资的领域。虽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方式很多，但并购始终是其重要的投资方式。尽管国际投资由2000年14000亿美元下降到去年的6500亿美元，但是6500亿美元当中仍然有3500亿美元是通过并购这种方式进行投资的。
以往在中国，由于受到整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改革程度、整个市场条件的限制，大家通过并购这种方式进入市场有一定的难度，像人员安置的问题、资产评估的问题、法规不健全的问题等，这些都对并购形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发展到今天，应该说这些障碍已逐步在取消。随着并购这种方式进入市场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今后必会成为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的方式。
卡尔·索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议投资、技术和企业发展司司长)：作为对外投资来讲，还可以通过特许的方式、许可的方式，非资本的方式介入国外的市场。实际上很多都是通过母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有益于进一步扩展外资的水平。
主持人：在WTO的促使下，跨国公司逐步调整了过去非市场因素投资的遗留问题。然而它们在华投资更应该注意什么？
陆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跨国公司更应注意在对中国下一步的投资中，高度重视所谓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当中的本地化能力建设问题。本地化能力建设是中国持续发展，跨国公司持续进入中国之后竞争的新问题。现在的投资总量已远远多于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在华的事业也需要大批的本土的人士来承担。本地化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应该高度重视对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的深刻理解。
主持人：作为跨国公司往往追求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它们在进行“跨国战略”时还关注什么？
理查德·艾林：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来说，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的增加。所以减少风险的政策就非常有助于吸收外资，促进贸易。如果你的外资政策是透明的，是可预见性的，并且可以保护外国投资者免受歧视，同时为它们提供开放的竞争性环境，外国竞争投资者又怎会不愿意到这个国家来呢？
外国投资者在看待风险的时候，一般会比东道国政府对风险估计得更大，所以说降低风险和降低利率一样，会带来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的规则还可以帮助东道国制定并保持政策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实现国家经济和发展的目标。
WTO催化中国服务业
外国直接投资，现在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他们为本国提供产品和服务。然而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最需要克服的障碍是缺乏国际水平的生产服务体系。显而易见，中国加入WTO后，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主持人：在WTO新一轮谈判的背景下，知识、技术和全球化等因素推动了全球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那么服务业究竟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吉赞·费克特库提(美国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服务业在推进经济增长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前有很多成功经济增长的范例国家，包括中国的邻国，如今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难。这从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没能够对服务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充分了解到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起怎样的作用。
江小涓：服务业对中国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是一个大量吸纳就业的行业。过去十年，中国吸纳就业总数的71%在服务业。显然，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扩大就业有特殊的意义。
主持人：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正在成为衡量各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在这种态势下，我国服务业的现状如何？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中国的服务贸易在这些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在世界的排位也从94年的14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10位。但也应看到实际上服务贸易还是很低的，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主持人：各种外部条件促成了服务业的重要地位，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需待政府辅助，因此政府怎么做才能确保服务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吉赞·费克特库提：政府对于服务业的生产过程有太多的控制，所以不能够促进私有部门对服务业的投入。在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产业都是自然垄断的形态，这使得政府的监管方式介入非常多，从而忽视了效率问题。
首先，政府进行监管的时候，必须确保不会阻碍竞争而是促进竞争。同时必须创造一个比较灵活的监管环境，它要能够允许创新。因此，政府需要有一种客观的业绩导向性监管。其次，这种标准最好可以量化，使得整个公众能够判断这样是否合理。最后，需要政府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吸纳外资、吸纳外国的职业人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技术的转让。这种转让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性的转让，而是通过投资，外国的职业人士来到国内，为社会当中的公民提供服务实现的。
主持人：电信业是我国在服务贸易中保持顺差增长为数不多的几家服务行业之一。WTO特别要求中国把电信部门的政策制定和监管职能分离开来，可为什么两年中迟迟不见外商的影子？
刘彩(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想不想让外商进来，而是外商肯不肯进来。以前听到过对中国电信政策不透明的抱怨，这些抱怨并不是没有道理。我国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过来，法制建设也还不到位。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事实上，真正影响外商进入的因素是市场的规范与否。众所周知，由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主要电信市场过度扩张、超量投资等等，造成了世界主要电信市场陷入危机，一大批电信公司破产。现存的电信公司都在收缩战线，有的甚至把好的资产变卖，以便渡过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投资开拓中国市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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