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陈军 摄 能源：六大世界巨头争雄中国1／8
本报记者 王 晨
广州报道
神舟五号拍回的夜景照片上，密集的工厂，以及城市群，让珠三角地区在整个中国版图上像一块明亮的光之海。而现在，广东正在试图让自己的未来更明亮一点。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正在寻找自己更强大的“能量”。
仅以电力需求为例，“十五”后三年广东需新增电力供应1300万千瓦，除去新增装机，以及三峡送电以外，南方电网2003年还将缺电400万千瓦，2004年－2005年缺电300万千瓦。
11月3－4日，在广州召开的2003年广东省省长顾问会议上，明确无误地传达了这一信息———BP、壳牌、BHP、法国电力、西门子、ABB，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顾问来自于能源及相关行业。其中壳牌和BP分别位列2002年世界能源50强公司的第2、第3名，BHPBilliton排名第10。
跨国公司身影
9月22日，来自能源行业的消息也是最多。中国第一个引进液化天然气项目——广东LNG项目接收站工程在深圳大鹏湾秤头角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广东LNG项目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在合作方和供气方选择上，通过国际招标，确定BP全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外资方，选择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作为供气方。BP从供气到接收两方面都有参与，已成为广东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惟一的外商伙伴，拥有30％的股权。
到今年为止，BP集团投向中国的40亿美元，已经有将近1／4投向了广东。除了承接LNG项目以外，今年10月15日，BP集团还有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公司联手，投资8600万美元，启动了广东南沙库容达36万立方米的世界级油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三角最大的油库之一。BP集团副总裁兼BP中国首席执行官德开瑞在当时还向新闻界透露，未来五年内，BP在华还将再增资3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投向广东。除了成品油库，其中BP在广东市场合资油站的目标是500座，已获得批准。
壳牌在广东投资的重点，则是属于石油产业下游的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达到43亿美元。据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副董事长范伟德介绍，壳牌还准备在2005年之间，将在中国的投资增加到50亿美元，覆盖目前在中国参与的所有项目，包括西气东输工程、南海石化项目等等。此外，作为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合资公司的成员之一，壳牌也参与了广东省LNG项目的建设。
法国电力则是惟一一家连续三次参加了省长咨询会的企业。从大亚湾核电站开始，法国与广东核电集团几乎成了“共同体”，法电对广东核电集团的协助范围已扩展到核电开发各方面：交换专家、技术及管理培训、短期及长期协助等。“阳江核电站项目里，我们是广东核电集团战略伙伴，以及项目咨询商，他们对我们管理串联式核电站的经理很感兴趣。”法国电力亚太区地区高级顾问高兰丝说。
目前广东核电旗下已投入使用的有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一期共四台百万千瓦机组。岭澳二期也正在进行。在未来，广东还将可能再增加两座核电站，其中，位于阳江的核电站项目已经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将投资80亿美元，建6台百万千瓦级机组，而台山核电站也已上报中央政府，可能有希望被列为2020年核电项目规划。如果四座核电站全部建成，广东的核电供应将越过一千万千瓦。
ABB和西门子则是世界发电，以及输变电（T&D）市场的两大巨头，不过ABB最近退出了发电市场。据市场研究资料表明，全球输变电市场在2002年为360亿欧元，其中，ABB占21.1％，SIEMENS占了9.6％。
西门子最近在广东的收获就颇丰，天生桥至广州的天广高压直流输配电线已于2001年开始运行，从贵州安顺到广东肇庆的贵广高压线价值35亿欧元，正在建造。除了输配电外，西门子的发电业务部门还为深圳福华德联合循环电厂提供燃气轮机和发电机，向中海壳牌石化提供蒸汽发电设电。
“ABB在中国有15亿美元的业务，在中国的所有27个工厂全部都盈利，在广东ABB的投资就有将近1亿美元。”ABB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包利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ABB拿下的是从三峡电站到常州的5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以及三峡到广东的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从三峡到广东的输配电项目，将于明年开始双极供电，向广东传送300千瓦的电力。这个项目价值32亿美元，将在十八个月内建成。”ABB高级副总裁陈达平透露。
BHP的总裁菲利普·斯坦利·埃肯二十年前就曾来过中国的上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埃肯说，以前BHP的天然气只供应日本，8月份刚刚与中国签下的液化天然气项目（LNG）则是BHP目前在中国最大的项目，一共签了二十五年的合作协议，开始的时候将以每年270万吨的量供应，主要用于家庭，然后将以每年330万吨的量供应，用来发电等。南部中国市场将是未来BHP的重要市场。埃肯说，该项目目前在深圳进展顺利，一旦完成基础准备工作，预计2005－2006年就可以开始供气。
对于广东经济发展与BHP业务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是最具成长性的能源消耗国，而广东则是中国的最大经济体，所以BHP肯定会与广东有很好的合作。
·挑战·
美国“加州”能源危机警钟中国“加州”
从经济比重角度来看，广东实在是与美国加州很相似。广东省GDP达11674亿元，占全国的11.4％，全年出口总额达1，184.7亿美元。而美国加州GDP已超过1.35万亿美元，每年出口超过一千亿美元，均约占全美GDP和出口总量的八分之一。
2001年1月，加州遭遇前所未有的供电危机，导火索是较早前取消了电力批发价格的上限。加州在1990年代来没有新建一座发电厂，电力消耗因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而飞速上升，电价一路上升，但电力公司向用户收取的电费却被限制在原来的价格。其结果是，当地的电力公司发生数十亿美元亏损，在财力方面不堪重负。
中国的电力行业也正在打破原有的垄断，进行全国厂、网分离并实行分片管理，发电、输电、配电三个环节上的前后两端也正在引入自由竞争机制。但是全国级的电网及电力交易中心尚未建立，区域性的电力市场，甚至是省级的电力市场势必是未来几年的主要机制，但是在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电力供不应求，是否会因为区内电力供应跟不上经济对能源的需求，而再一次发生类似“加州电力危机”的灾难，或是会发生电价过高的情况，过热的经济会被迎面泼上一盆冷水？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今年夏天天气酷热，华东地区的上海就已经出现电力危机，被迫实行限电措施，除了大批企业受到限电影响，还出现大面积居民区停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上海前期的电力决策失误，三年内没有任何的电力供应项目开工。
广东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何能够防止类似的危机出现？
·对策·
1 法国电力公司董事长卢赛利说：“除了较早前的加州电力危机，最近美加两国的大停电，以及安然事件等等，都说明电力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在市场化进程中，生产、输电、配电完全分离，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市场的信号，因为完全自由化而不能被充分传递。另外，由于鼓励电力投资者的方法不足，所以发电不足，电网陈旧成了最大的问题。
2 法国电力亚太区地区高级顾问高兰丝指出：这只是部分电站，所有在海边依靠海水冷却的核电站都没问题，而广东现在的核电站，包括未来的阳江核电站，都在海边，所以广东核电的可依赖性完全不成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能源多样化。不过核电是安全、环保的。而且，从电力供应上来说，不间断的供应才是第一位的，其它的都是第二位的，所以，核电才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核能还能带动中国对氢能的利用，能够进一步减少其它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污染。
3 BHP全球总裁菲利普·斯坦利·埃肯提出：在煤、水、核能，以及天然气四种方式中，只有天然气才是最高效，最干净的。天然气可以作家庭使用的能源，也可以做为工厂发电的能源，所以在广东的能源结构中是非常重要的。
4 ABB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包利华认为：光靠广东本地的电力建设，是永远跟不上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解决之道，就是加紧国家级电网网格的建设，将越来越多的外电输往广东，这样就可以解决广东近两年的燃眉之急。输电反而是广东更应重点考虑的事情。当然，这恰好是ABB的强项。另外，纯粹依靠外电当然也不行，广东本身的电力建设也很重要，而且方式应该多样性。只是因为电力建设本身需时较长，一时不能解燃眉之急而已。ABB高级副总裁陈达平说，他认为大型燃气循环机组应该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广东定律”魔力再现：3G三巨头定鼎中国先决广东
本报记者 王 晨
广州报道
这个星球上最重量级的三个3G推销员，在同一时间内，踏上了广州的土地。
11月3日，中国广州，广东省长咨询会。西门子全球执行董事吴赫乐、诺基亚全球总裁彭培加、爱立信全球总裁兼CEO思文凯，齐刷刷地作为广东省省长的咨询顾问出现在论坛上。
“要在世界市场上成功，就要在中国市场上成功；要在中国市场成功，就要在广东非常成功。”11月2日，当记者提问关于中国市场布局的时候，诺基亚全球总裁彭培加如是说。
这本是中国电信业界熟知的“广东定律”。但是，从惯于征战全球市场、人高马大的诺基亚全球洋总裁口中说出，就有了几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山雨”，就是中国马上就要启动的3G市场。
中国GSM手机市场累计销售已经达到2亿部，占全球GSM手机市场近二成。单是广东省的手机用户就达到3400万人，电信市场占到全国市场的1／6。
谁都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三位巨头连做出的姿态几乎都一模一样：“在2G市场上我们已经是赢家，在3G市场上，我们已经准备好做赢家。中国广东，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布局中国价值链
事实上，中国以及珠三角地区，早已变成了电信业巨头们全球市场、生产、研发这条价值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在，中国是爱立信继美国市场后的第二大市场，2002年年报显示，爱立信全球销售1457亿瑞典克朗，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则占到了全球市场的9％。南京熊猫爱立信还是爱立信全球三大供应链中心之一。
广东省则是爱立信在中国最大的市场。实际上，广东与爱立信的渊源颇深———早在18年前，爱立信前任总裁柯德川就曾与广东电信签下过一笔1800万美元的合同。在当时，这笔订单已是爱立信全球最大的一张订单。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爱立信多次在广东拿到了数以亿美金计的大订单，并一直是广东移动GSM／GRPS网络的主要供应商———2001年11月，爱立信与广东移动签订了两项合同，总值近5.4亿美元。不久之前，爱立信又宣布，与广东移动签订了6亿美金的网络扩容协议及3200万美金的GRPS网络扩容项目。
爱立信全球总裁兼CEO思文凯则是三个电信巨头中来中国最频繁的一位。自2003年4月上任以来，思文凯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中国，第二次来到广州。11月2日，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刚参加完便装宴会，一身中式对襟衣服让这个身高1.9米的威猛瑞典男士变得十分儒雅。
在谈起刚在广东签订的6亿美元大单的时候，思文凯有着掩饰不住的一丝得意。“广东移动市场的增长非常迅猛，仅以广东移动为例，他们每个月都会增加100万的用户，我们刚提供的这个6个亿美元的扩容项目，估计不到三个月就可能会被他们用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未来容量还会有多大！”
诺基亚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中国，诺基亚有50多家分支机构、2个全球级研发中心，所有员工超过了4700人。诺基亚自己的2002年年报表明，在中国地区的销售额已达到28亿欧元。信产部的数据则表明，诺基亚手机市场份额保持在18.17％。到2002年底，诺基亚在全中国投下17亿美元，在广东的投资总额则达到了1.29亿美元。最近，诺基亚还宣布，将其旗下的四大生产基地合而为一，成立一家由诺基亚统一管理的新诺基亚中国公司，闻名于世的诺基亚企业创新机构NVO则设在了上海。
而位于东莞的诺基亚手机工厂，则是诺基亚在中国，除了北京，苏州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生产基地。据2002年信息产业部的统计，诺基亚三个工厂的出口额已达到20.5亿美元。
“我们在广东省的生产基地很成功。”诺基亚全球总裁彭培加说。虽然诺基亚在广东并没有像北京，杭州一样设立研究机构，但是诺基亚在中国所有生产基地内部的应用与设计能力都很强，完全可以依据本地市场及电信客户的需要开发新的产品。
在谈到珠三角对诺基亚中国布局的意义时，彭培加说：“珠三角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市场，诺基亚有许多投资在这里。珠三角也肯定是未来增长最快，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会看珠三角洲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投资，随时会相应调整。”
3G：广东的新动力之源？
这次广东省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国际性大企业，到广东来投资，改变广东经济以中小型企业、简单加工与装配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底层的现状。
在这一点上，电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广东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的手段。对三大电信巨头来说，这里无疑又飘来了源源不断新订单的香味。
“所有人都能理解，如果你要增长，那么就需要很好的基建和投资。有了良好的基建，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以我们爱立信自己为例，在爱立信公司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无线上网。如果一个地方不能提供这样的营商环境，我想爱立信是不会在那里投资的。我想广东省省长对大家的这些想法是很清楚的。”思文凯这样说。
他希望中国能够在今年内，选定一个统一的3G标准。“根据经验，3G从选定标准到商用，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当然希望中国政府做出的决定越早越好”。
思文凯并不否认，三大巨头齐聚广州，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为了未来可能的3G市场，而且竞争会很激烈。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爱立信有很强的地位，但是也当然希望竞争对手越少越好。作为爱立信传统上的“战略重地”，爱立信与广东移动现在就有一个WCDMA试验网正在进行“场地实测”。不过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诺基亚也没有闲着。诺基亚全球总裁彭培加说，他给广东省省长的咨询报告，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广东省电信业发展的建议，另外一个要点，则是如何进行全球性运作的建议。在市场上，诺基亚也是动作频频。去年10月，诺基亚与中国电信市场“巨大中华”四大供应商之一的中兴通讯公司，在深圳进行了WCDMA网络的外场试验。今年年初，又与另一供应商华为签署了协议，双方相互授权使用与WCDMA有关的专利。
竞争对手纷纷高调出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信息通讯集团总经理韦思德强调的则是，西门子是惟一一个在中国拥有自主产权的TD－SCDMA上压下重注的世界级系统供应商。“我们把我们全球级的TD－SCDMA研究中心都搬到中国来了。”韦思德这样说。
据他透露，从1998年开始，西门子在TD－SCDMA技术研发方面已经累计投资1.7亿美元。就在不久前的9月，西门子移动通讯集团刚与深圳华为公司签署备忘录，共同在北京组建一家合资公司，专注于TD－SCDMA技术合资公司的总投资将超过1亿美元，西门子移动和华为将分别占有51％和49％的股份，此次合作，西门子移动将TD－SCDMA业务相关的技术、产品以及已经在北京工作的160名西门子员工投入到合资公司中。
如果说，2G让这些巨头们发现中国，继而发现广东的话。那么3G时代，中国以及广东，可能就是决定世界范围内谁成谁败的一个主要战场了。作为中国这一最大单一市场最大区域市场，无疑会是巨头们在3G时代激烈驳火的战略制高点。
杜邦咨询会“见面礼”：每年1亿美元新投资
本报记者 王 晨 范慧勇
广州报道
《21世纪》：中国的政府非常欢迎来自国外的投资，经常把国外的投资当成是一种礼物。那么，你这次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宣布在中国，或是广东的新的投资计划或是新的投资项目？
古曼森：实际上，我们很乐意能够加入到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杜邦还会在中国有继续的投资。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是宣布新的投资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在未来的3至5年内，我们每年都会在中国有1亿美元的新投资。这是已经确定下来的事情。杜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亿美元的投资了。
《21世纪》：作为广东省省长的“洋智囊团”成员，您这次给省长的建议是什么？
古曼森：杜邦建议的第一个要点是如何帮助广东省的企业成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第二个要点就是如何帮助新兴的企业成长。我想杜邦自己完全具有这样的经验。
广东的企业不能光是围绕着成本低来做文章，应该发展营销以及科技方面的竞争力。杜邦本身的经验可以加强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从长远来看，10或是20年以后，广东的企业不可能再依靠成本来竞争了。我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建议省长增加社会的福利。单是关注人均GDP是不够的。拥有一个有更高生活质量和富裕的社会，才是未来广东保持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武器。
《21世纪》：我想你也曾听说过“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的竞争。作为产业升级的一部分，珠三角想发展自己的价值链，这样可以持续发展。问题是，珠三角已经有了香港这个服务业中心，再发展服务业会影响香港。你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古曼森：最好的商业战略就是合作。香港是一个深水良港，并且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再去复制这样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昂贵的。我想成本自然而然会告诉人们，在哪些地区设置一个服务中心会是合适的。
对于杜邦这样的公司，我们在哪里投资只有两个标准，一是看我们的客户在什么地方，第二是我们本身的业务生命周期在什么地方，需不需要投资。所以，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投资在哪个“三角洲”并非是一个问题，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理性需求。
以广东为例，这里的电子业和消费品业非常发达，所以我们的相关业务的投资会投在广东，因为他们的客户在这里，成本产出会比较高效。同样，长三角也有自己的产业群，所以我们与之相关的产业投资就会投在那边。我们会同时去这两个地方。
《21世纪》：我想，杜邦能够从两百年前一家只有一种产品，十二名客户的小公司，变成今天“创造科学奇迹”的杜邦，核心的力量就在于你们的科技原创力，能够不断地带来业务新增长点。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杜邦的研发情况？
古曼森：杜邦的研发工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长期的，纯粹战略性的研究（RESEARCH）。第二层次是发展层面上的（DEVELOP），是现有产品和技术应用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层次则是应用层面上的，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等。目前进行战略性研究的第一类研发工作是集中式的，目前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进行的。不过，我们即将在上海开设一个全球级别的综合性的研究中心。
杜邦第二层的研发是分散式。例如我们在深圳本地工厂开展的研发工作，以及在上海进行的关于中国农业的研发中心，都是这样的。在全球杜邦投入的研发经费每年有10亿美元。在中国，目前为止我们有500多名研发人员。
重工业环拥轻工业：珠三角竞争力磁场新辐射
本报记者 柳剑能
广州报道
珠三角的新战略《21世纪》：你是广东省政府的特约经济研究员，参加过多届省长顾问咨询会，是这届省长顾问咨询会中企业论坛A“如何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主持人，从这一届省长选择的顾问公司来看，有什么变化？能否看出广东重点培育产业的调整或者新趋势？
王臖（中山大学教授，以下简称“王”）：有个趋势比较明显，重化工业、化工产品、医药、高科技是这轮选择的重点。比如今年以来，惠州、南海等地陆续有跟BP、壳牌等跨国能源巨头的合作大单签定。当然，变化的信号有很多方面，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些合作项目首先是和广东省的发展战略目标是结合起来的，利用这些跨国500强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推动和获取更多的资源，满足广东下一轮发展的动力。
《21世纪》：这是否意味着，珠三角的轻工业、消费类电子制造业等，已经孵化得比较成熟了，如果珠三角的经济还想上一个台阶的话，下一抡投资推动型的重点是重工业？
王：对。珠三角现在地价较高，人口又密集，大规模搬迁腾出地方来进行重化工业的配置是不合算的，所以珠三角部分地区应该继续保留轻纺工业、制造业的格局，只是轻纺工业由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推进，如设计、营销以及品牌建设等，同时朝商务、商贸、服务、旅游行业拓展。
发展重工业，在广东省的“十一·五”计划就是这个重点，其实十五期间都已经发展很快了。比如广州把南沙作为自己的重化工业发展的基地，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南沙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广州新一轮空间的扩展。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经过一轮的消费品生产之后，需要生产设备的工业来支撑，提供下一轮发展的动力。这个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也是这样，消费产品的生产，然后，推进中间产品，最后是资本产品的生产，这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珠三角也会沿着这条道路向前推进。
当然，重化工业不一定非要在珠三角完成配置，临近地区比如肇庆、惠州、阳江，甚至更远一点，粤东、粤西，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业用地相对比较便宜一点，而且重化工业运输的半径要比轻工业大，客观上钢材、水泥、木材、化工原材料的运输半径要更长更远，这个空间距离恰好可以支撑整个珠三角产业结构的升级。周边地区是重工业，和珠三角的轻纺、消费类电子形成产业分工，支撑珠三角以轻纺工业向高附加值升级。
产业升级与资本流动
《21世纪》：产业升级似乎与资本流动相伴而生。最近几年，珠三角部分台资、跨国企业北上到长三角一带，比如昆山、苏州等地“安营扎寨”，曾引发珠三角竞争力是否有所下降的讨论。你认为珠三角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下降了吗？
王：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资本的流动必然以赢利为目的，它从一个地区流到另外一个地区，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在不断地扩张，但并不一定意味着竞争力下降。从世界产业经济格局的变化看，比如一些资本，从美国流到亚洲四小龙，再从四小龙流向中国，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竞争力下降了呢？不是。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活动的领头羊。关键在于原有产业搬迁之后，新产业能否建立起来。
1990年代后期，我们也对你说的这种现象进行过调查，事实是，一些东莞的台资企业，开始在昆山和江苏的另外一些地方设厂，并非完全搬过去。
资本转移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产业转移出去了，另一些产业生长出来了，或者说，一些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移出去了，而本地区把资源转移到了产业环节中的高附加值领域，使该地区实现了产业升级；二是新的企业还没有出现，旧的企业又陆续搬迁，出现所谓的产业“空洞化”。
从资本流动来评价一个地方的竞争力，首先要看资本的需求变化，要看其在此地投资如何实现其最大的收益。1980年代，中国市场还没开放，中国更多的是利用成本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一些OEM工厂、加工厂商，慢慢积累，这时广东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因为从人际关系到地理位置，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了，（如福建虽然也有这方面优势，但由于非经济因素，到福建投资的外商不多，相当长一段时间关系不如香港和广东紧密）。
但199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走向开放的格局了，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整个国内市场、各个产业都有开放的时间表，这时，中国的开放不是区域性而是全局性的了，市场就成为另外一个吸引力。如果一个企业家在广东建点，接下来主销国内市场的话，肯定要考虑在长江三角洲建点。因为长三角是中国的中心地带，它的优势是方便向内地延伸，所以一些台商和外资企业在长三角布点，市场因素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从成本到市场，这个吸引力的变化就可能企业资本流动的诱发因素。
《21世纪》：那么珠三角在1990年代末到2003年以来，区域竞争力是否有些变化？这种竞争力如何形成？
王：广东竞争力的变化比较明显，像珠三角这地方，1990年代初期遇到的难题，是投资环境的瓶颈，1980年代快速的加工贸易和轻纺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交通、电、能源的拥挤，投资环境开始遭遇瓶颈。我在1996年写过一篇文章，说广东开始由要素推动转向了资本推动型经济的阶段。这是按照波特（porter）所说的经济发展三个阶段：即要素推动、资本推动和创新推动演进的过程。
广东在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入了资本推动型经济阶段，这比其它地区要早一些，其原因是，当时这个地区的轻纺工业快速发展，要求公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配套迅速提高，因而产生了极大的需求；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又陆续引进了新的合作模式，比如BOT的方式，或者“政府搭台，民间投入”的方式来做，这些都是把别人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通行的做法搬进来的制度。所以，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推动配置资源的制度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市场竞争力的形成。
竞争力对企业来讲，是一种赢利能力。和别人相比，赢利能力高就有竞争力，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就是持续创造与培育企业赢利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竞争力是一个过程。因此，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先走一步的投资推动使1996年之后全国进入了买方市场，需求拉动力减弱条件下，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开始回落，而广东仍然能持续地快速增长。
珠三角的劳力跟长三角不同。长三角因为是当地人居多，由于本地人劳动力与本地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地方政府在考虑外资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本地人的利益，所以长三角的劳动力谈判能力就比较强。相反，珠三角的外来工居多，是一个非常大的移民区，几乎内地各省份的劳动力都有，且分散，当地政府与这些外来劳动力之间不存在类似长三角的人际关系，因而，在外资与外来劳动力之间往往受到利用外资规模的业绩压力而偏向于外资一方，致使外来劳动力的谈判能力相对较低。事实上，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持续十年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长，而本地经济规模却在十年中翻了一番还多，这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珠三角低成本竞争力的来源。
《21世纪》：珠三角劳力成本低的特点，虽然有利于轻纺工业，却不利于重工业、精密制造工业，因为这些工业需要稳定且素质高的技术劳力……
王：这应是行业协会所起的作用，工会等不同利益团体的协会一方面是外来工的代表，形成奥尔森所说的集团谈判力量大于个人的格局，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稳定员工队伍。也就是说，下一轮的竞争力不仅是土地、资本等硬指标，还要重点看软的指标，包括劳动力素质、稳定性等在内的交易成本都是关键指标。意大利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一个政策，在意大利北部就容易贯彻，经济增长也主要靠北部，原因就在于北部有很多的行会商会，把分散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上可以通过商会把信息传递下去，下可以通过商会把信息集中起来，形成上下贯通的社会制度。这也是一种竞争力。但意大利南部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这是一个地区市场化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瑞士
ABB执行副总裁兼执行委员会成员包利华：“广东省已经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名，下一步就必须是开展研发工作。只做成本领先者是不行的，只有现在开始鼓励研发，才能在未来拥有足够的竞争力优势。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的发展。广东要有拥有良好教育的职业经理人，企业要有良好的管理，良好的人才。不能只有面向低端生产的劳动力结构，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
西门子股份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吴贺乐博士：“广东的发展非常快。我们非常高兴能作为省长的顾问，因为西门子也有非常重要的参与－－西门子在中国有两万一千名员工，在广东就有五千名。广东的工业发展的很快，而我们有很平衡的产业结构，在输配电上有很强的实力，在工业自动化方面也很活跃。在电信方面，我们刚与深圳华为签定了协议，共同投入对TD－SCDMA的研究。”
瑞典
爱立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思文凯“谈到广东省对电信业的期望，所有人都能理解，如果你要增长，那么就需要很好的基建和投资。有了良好的基建，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以我们爱立信自己为例，在爱立信公司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无线上网。如果一个地方不能提供这样的营商环境，我想爱立信是不会在那里投资的。广东省省长对大家的这些想法是很清楚的。”
芬兰
诺基亚公司总裁、执行委员会成员彭培佳：“我们选择不同的地点发展业务，首先要考虑我们不同的业务构成和业务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问题。珠江三角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区域。我们会关注这个区域哪些领域是亟待发展的，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更多的投入。一旦发现这样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领域，我们会进一步投入。”
法国
法国电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赛利：“我对广东省长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高质量和高效服务使广东的声誉继续不断提高；加速创新，提高质量和建设环境。这三方面应以两项基础措施为支撑：对所有人员进行教育和职业培训，把他们纳入到质量管理的总体之中。在这方面，企业也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第二，则是建立现代化的、高效的、符合全省可持续发展的能源。”
澳洲
BHPBILLITON总裁菲利普·斯坦利·埃肯“BHP投资12个亿建设深圳LNG项目。广东的发展能有更好的空间和更好的经济结构。广东更应该多开发高增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能源对广东非常重要，特别是天然气这样的清洁能源。要培养国际竞争力，广东有如下四点要增强：政策法规的完善；企业治理；全球管理经验；国际管理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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