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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在各自领域内，均为翘楚级的人物。
作为发审委委员，其职业判断能力不可谓不强，工作也不可谓不尽心，但或许是因体制上的诸多因素，出现了不少经发审委之手的公司业绩变脸、虚假上市。
但不管原因如何，在卸印之后，他们可以身心坦然地走在阳光下，投资者会感谢他们
，我国的证券市场也会感谢他们。而发审制度的不断改革，终会成为完善今后我国公司上市审批制度的一笔财富。
解读发审委
本报记者 朱江 北京报道
2003年，寒流第一次席卷全国时，发行审核委员会即将结束昨天：证监会正在对发审委制度进行改革，新的改革方案不日即将推出，而发审委自10月起已处于解散状态。
过去的数年中，发审委———这个决定着拟上市公司命运的80人的队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又似虚似幻，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
而随着他们的使命渐告终结，光环逐渐褪却，渐归本色。
发审委登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舞台，始于1999年7月1日。当天正式实施的《证券法》中，明确规定股票的发行必须要经过发审委的核准。
当年的9月16日，《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规定了发审委的人员规模，遴选方法以及换届时间等相关事宜：发审委的规模为80人，由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证监会以外的有关专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发审委当然委员为：证监会首席稽查、首席律师、首席会计师、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除了当然委员，其余为其他委员。
本届发审委其他委员的构成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专家8名；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专家8名；证监会专业人员15名；证券交易所的专家6名；国有银行的专家5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专家1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专家5名；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律师协会和其他有关专业社会团体的专家8名；证券业内专家8名；大学教授3名；社会知名人士5名。
这80人的名单中，证监会和两个交易所的人员队伍最为壮观，接近30人，其在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职务分别为交易所总经理、部门主任、副主任、处长和副处长。
除了上述证监会和交易所近30人的队伍外，来自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专家队伍也颇为强大，人数接近20人。
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专家，主要由原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体改办、国家审计署、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外经贸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组成。在这些官员中，行政职务从副处长到司长不等。
来自于证券业内的专家为7人，其中6人来自证券公司。这6家证券公司分别为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国泰君安、湘财证券、广发证券和国信证券。证券业内的专家构成中，来自于基金公司的仅有1人。
参加发审委中的中注协、中国律师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以及中国投资研究会的等单位人员，大部分负责人。
另外，在80人的名单中，大学教授和专家的人数接近10人，这些大学主要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及南京审计学院等。来自大学的人员以知名教授为主，但也不乏系主任、现任以及前任（院）校长等。
发审委80人的队伍共分为8个小组，排在小组第一的即为组长或者是提议人。
五个当然委员“当然”地排在了小组第一。他们分别为中国证监会首席稽查肖远才、首席律师刘洪、首席会计师张为国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和深圳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
第六组至第八组排在第一位的分别为一家投资研究机构的理事长、某知名大学的前校长和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而每组的成员构成也大致按照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大学教授、中国证监会官员、其他人员等顺序排列。
程秀生：发审委需改革四弊
本报记者 刘欣 北京报道
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发审委目前的问题不是改与不改的问题，而应是如何改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程秀生认为，当前发审委的改革应该思考四个问题：
首先，发审委究竟应该进行程序性的审查，还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程秀生介绍，以前发审委的委员在参与项目审查时，要求避免与企业接触。这样委员对企业的认识只局限于企业所提供的文字资料。加上委员在审查时从拿到材料到投票表决，只有几天时间，从客观上来说，委员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势、前景等等没有深刻认识，很难做到真正的把握。
投票表决之前的开会讨论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相对于要融资几亿元以上资金的企业和项目来说，讨论问题的深度非常有限。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委员实际上是对企业上市材料写得好不好进行评价，而非真正去把握一个企业应不应该融资，应该融多少资金。
他说，避免发审委委员和企业接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达不到实际效果。假如将来发审委定位为进行实质性审查，建议委员能够到企业去考察，以便于更好地了解企业，深度把握企业。
其次，程秀生说，发审委改革应该考虑发审委的工作建立在什么假设前提之上。
目前的前提假设有两种，一是法律上的“无罪假设”，即如果拿不出充分证据来证明有罪的话，就是无罪。
另一种是教练选拔运动员或者导演挑选演员坚持的“平凡假设”，即客观上看每个人都是平凡的。
“在中国，企业只要能够上市，就会得到巨额资金。”程秀生说，“但受控于配额限制，我们以前采取的是无罪假设，只要没有审查出来有罪，就可以上市。”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对于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发审委其实没有控制权。
企业上市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分指标的配额制阶段，二是通道制阶段，前一阶段决定上市企业的是地方政府，后一阶段决定上市企业的是券商。
如果要让今后的发审委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应该在整个市场建立起真正的“选优机制”。
第三，程秀生认为，发审委改革要思考的问题是：是仅对上市方案审查还是对拟上市公司审查。
现在上市方案基本上是由公司和券商制定，发审委在关键的价格和融资规模上都没有发言权。这就好象是一个已经装修完毕、布置好家具的房子，发审委只能决定住不住人，不能左右装修等环节。
程秀生认为，发审委在关键的价格问题上的不审议，是一级市场明显受控制的一个原因。
最后，程秀生说，发审委的工作是进行会计审查还是对企业的全面审查，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企业的上市材料以财务数据为主，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扩张能力、在行业中所处地位的描述，相对比较薄弱；对融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评价，相对也比较薄弱。
委员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假定企业提供材料真实的前提之上，进行财务数据的审查。委员们实际上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行业中的地位是高是低，材料是真是假搞不清楚。
从人员配备上来看，目前的发审委委员以财务专家居多，对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够，将来应该多充实一些产业专家。
朱武祥：是改革，不是否定
本报记者 朱江 北京报道
2001年3月17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取消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正式实行核准制。而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股票发行方面的改革早已经紧锣密鼓，新的发审委制度以改革者的角色走上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舞台，从而终结了股票发行审批制的10年历史。
但核准制战车的“重要部件”———发审委———在2003年11月面临大修的局面。
11月14日，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学教授朱武祥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发审委的改革只是发行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发行制度的改革，也仅仅是资本市场体系改革中的一个环节。
从审批到核准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其股票发行制度主要有核准制和注册制两种形式。
一般研究者认为，审批制只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独有的发行模式。
朱武祥教授指出，由于额度的原因，审批制下上市的许多企业，无法解决同业竞争的问题，同时关联交易的问题也无法避免，导致许多劣质公司混入证券市场。
“而核准制由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加强了券商辅导和事前审核，较好地解决了关联交易问题，同时也能避免关联交易问题，应该是发行制度的一大进步。”朱武祥认为。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至少包括以下基本要求：1、取消额度管理和指标控制，实行标准管理；2、重视专家的审核意见，实行公开核准；3、强化信息披露，严格质量审核；4、发行人自主选择券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事实证明，发审委运行四年来，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都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借鉴。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和更完善，而不是对前期的工作进行否定。”朱武祥教授说。
发审委之辩
但业内有观点认为，发审委在实际运行当中，缺乏委员问责制度和监督机制，委员权力与责任不对。同时，审核标准的掌握程度和适用标准存在差异，委员投入审核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等，也被认为是制约了发审委作用的发挥。
而近年来上市公司质量的不断下滑，发审委似乎也责无旁贷。截止到8月底，新上市的公司41家中有20家业绩出现大幅下滑，41家的整体业绩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7％，加权平均每股利润仅0.0026元，远远低于市场0.123元的平均水平。
对此，朱武祥指出，发审委的使命主要是增强规范，强化披露，发审委对企业的审核只是合规性审核。“那种认为发审委负责企业质量把关的观点是错误的。”
朱武祥认为，投资者对发审委期望过高，这点要改变。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多方面负有责任，包括监管部门、中介机构和司法机关都应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上市公司利润的下降，不是发审委的责任。”朱武祥简单而又坚决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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