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监会“外脑”登场
六位国际智囊中，三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美国
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银监会费时半年选出的六位国际智囊中，有四位曾服务于英格兰银行。这是否意味着对英国监管模式的推崇？
6外脑将亮相
酝酿多时的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终于到了该揭幕的时候。
本报记者从银监会内部人士处获悉，11月21日，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六位在国际金融监管界享有盛名的人士将手持“英雄帖”到场。他们均已被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聘为委员一职，聘期随刘明康任期结束而终止。
据该人士介绍，国际咨询委员会是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下设的一个非盈利性国际咨询机构，由银监会邀请国际知名银行监管人士及相关专业人士组成，将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监管等长期战略问题提供咨询，并为加快中国的发展银行监督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建议。委员会设主席一名，由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任期为两年，期满后不再连任。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是其常设机构。至于委员们是否受薪，该人士表示并不知情。
据悉，此次会议将就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银行治理结构、改革进程、上市等问题进行两天的讨论。往后，委员会年会的议题则将应中国和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相机拟定。但六位委员之间并无明确分工。
有业内人士指出，委员会选在此时举行第一次会议略有违常规。根据今年5月银监会出台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将在每年春季召开一次年会，特殊情况下，委员会也可以应银监会主席的要求举行临时会议。
不过，自银监会4月28日成立以来，刘明康就不止一次地向外界表示，银监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银监会成立刚过半年，而中国银行业也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此时召开咨询会正是恰当的时机。”银监会一官员表示。
“英雄”出处
国际咨询委员会此次聘请的六位人士均属“大腕”级。其中，三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美国。
霍华德·戴维斯，现年52岁。自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成立之日起，他就担任局长一职，直至今年9月。此前，他先后任英国审计署署长、
参与霸菱银行的破产处理和组建英国金融服务局是霍华德·戴维斯在金融界的两大功绩。在监管思路上，霍华德·戴维斯一直强调，银行监管不可能杜绝银行倒闭，但可以减少银行倒闭的频率及其对市场的冲击。他主张，市场本身是最好的监管者，而适当的资本标准则是监管的核心。
安德鲁·克罗克特，这位毕业于剑桥和耶鲁大学的绅士，曾于1989年至2003年间先后担任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4年、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长达8年，现为国际会计标准理事会成员、国际金融稳定论坛主席。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金融稳定论坛是由西方七国集团于1999年2月建立的，该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旨在通过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和监督方面的信息互换与合作，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1999年4月，该论坛举行首次会议，安德鲁·克罗克特被推选担任主席一职。
在银行监管方面，安德鲁·克罗克特认为银行监管应注重处理系统风险，监管应为金融创新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他强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法律、会计等也应列为金融基础范畴内。
爱德华·乔治，现年65岁。自28岁起，他便进入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8年，此后便来到英格兰银行，先后任该行国际货币事务顾问、副行长等职。55岁时，他出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直到今年6月。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十国央行行长例会的主席。62岁时，因突出贡献被英女王授予爵士封号。“9·11”之后，英国航空业、保险业、制造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均受重创，金融业也受到冲击，爱德华·乔治不仅对英国充满信心，更利用利率杠杆刺激消费，对英国经济反弹功不可没。
沈联涛，特许会计师，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1976年至1989年间，出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同职位，包括首席经济师及主管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工作的助理行长。1989年至1993年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出任金融界别发展部高级经理，专司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的工作。1993年至1998年，他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1998年，他在22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下设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工作组中担任联席主席。1999年11月，沈被任命为金融稳定论坛下设的标准执行任务组主席。1999年12月，沈被任命为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1998年10月至今年9月，担任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主席，连任两届。此外，他还是香港金融基础设施督导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专事研究证券、股票期权及期货交易的单一结算安排，并希望在香港促进直通式交易处理模式及无纸化交易、结算及交收。
简达恒，自1969年起便服务于英格兰银行，1991年由英格兰银行借调至香港，出任银行监理专员，负责银行业监管工作。1993年，香港银行业监理处与外汇基金管理局合并，组成金融管理局，简达恒出任副总裁一职，总管所有与银行业政策及监管有关的事宜。
杰拉尔德·科雷根是六人中唯一一位美国人。他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常任委员等职长达13年。1991年担任巴塞尔协会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1994年加入高盛公司，1996年起至今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任全球合规与控制委员会联席主席。
向英国模式靠拢？
不难看出，银监会费时半年选出的六位国际智囊中，有四位曾服务于英格兰银行。银监会成立之初，学界就曾对国内银行的监管模式进行过大讨论，到底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一直没有定论。而如今，从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组成结构中，人们不难看出端倪。
事实上，银监会的成立似乎已体现了对英国模式的推崇。
1997年，英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并于当年5月20日成立了金融服务局，统一负责对金融业的监管。而英格兰银行则将其原先承担的监管职能转移到金融服务局，不再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
英国不仅对《英格兰银行法》进行了修订，重新规定了在新体制下英格兰银行的职能以及为完成其职能所需的相关制度安排；而且在金融监管局成立后不久就发布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为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建立了一个制度性框架。
200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金融法。2001年11月，议会又通过了新金融法的细则，并规定从当年12月1日起执行。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统一金融监管的国家。这场金融监管改革也由此被西方舆论称为“金融大爆炸”，并被一些全球性的投资机构称为“革命性”的改革。
如今，金融服务局既要为英国的金融服务法制定执行的细则，又要监管银行、住房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决定惩罚与处置，是个权力很大的二级立法及执行机构。现有2200名雇员，70％来自原英格兰银行的监管部门，其余来自其他监管机构。
有央行研究局研究员认为，英国银行业监管模式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在确定一国金融监管体系时，首先应对中央银行和直接监管当局各自的职责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机构真正负起应有的责任，同时也有利于市场和公众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
就此，他深信，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无疑将使银监会加强对国际银行业及银行监管的了解，扩大信息渠道，以便拓宽决策思路，同时也将在多方的技术合作中寻求互助互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