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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普京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界定游戏规则的问题，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视野中只有如何在权力竞争中获胜的计较。普京重新界定的办法是在现实政治中把资本寡头设定为国家宪政的对立面。
从全球经验来看，资本寡头在一国之内渐成气候之后，很难控制住介入甚至操控国家权力的愿望。而怀抱此种企图的资本寡头，其命运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形态。
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命运就正在被一个无意只建基于资本家之上的国家权力所决定，他似乎难逃一劫。继10月25日俄罗斯检察机关以涉嫌逃税和欺诈等7项罪名批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法院11日作出裁决，拒绝允许保释他。按俄副检察长科列斯尼科夫的说法，案件调查的司法程序可能会使这位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在狱中先呆两年。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被捕之前已经在四处奔走，努力活动，企图利用已有的宪政基础来影响议会与总统选举，支持与总统普京竞争的右翼集团，以改变国家政治力量的对比，逐步实现资本权力对国家权力的领导。他似乎有一种期待和侥幸，资本权力可以支撑他在权力竞争的游戏中胜出。
但是他错了。并不是他的资本权力不够强大，而是国家权力的竞争首先是游戏规则的竞争，然后才是权力的竞争游戏；普京要解决的问题是重新界定游戏规则的问题，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视野中只有如何在权力竞争中获胜的计较。普京对游戏规则的重新界定并不需要通过修宪之类的制度变革来达到，他要做的只是在现实政治中把资本寡头设定为国家宪政的对立面而不是宪政体制内部的平等竞争者，是在能够妥协处理的时候把资本寡头排除在政治竞争之外（普京2000年3月当选总统之后的名言：我不会追究你们在此之前发家的经过，但是你们都要远离政治舞台），是在竞争和对抗出现的时候把资本寡头作为国家专政的对象（普京现在的名言：这些寡头要对国家政权进行讹诈，根本没有前途）。普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转轨期间私有化的大笔糊涂帐使他有机会“抓到你的短处”。
霍多尔科夫斯基们还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给寡头们造就的政治幻觉中，以为凭借资本权力就可以和平夺取国家权力。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黄金时代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轻而易举，他们通过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迅速积累起巨量资本，并且积极参与政治，叶利钦时代正是靠他们来维护执政权威的。但是这一切在普京时代已经改变。寡头们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其实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信号，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几乎被放在了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在此之前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个寡头受到沉重打击则将这一点再明确不过地呈现出来。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尚沉迷于民主教条的幻觉之中，以为自己是当然的强势参与者，忽视了被置于民主政治的对立面这一首要问题，因此他不管这一前提参与权争，就有点南辕北辙，越挣扎，失败就越惨重。俄罗斯当局大体上可以依据目前的法律体系将霍多尔科夫斯基们治罪，在法治上不会有什么亏欠。
这呈现了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重问题，即现实中的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仅仅是一套自动的规范，它有实际的法权，是统治当局的决定才使法律规范成为有效的具体法律；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的要害在于有一个“主权者”，在于这个“主权者”是谁，在于这套法律是“谁”的法律。一个有主权的法治国家，在理论上可以动用主权机器来对付反民主的政治力量（例如纳粹党）。因此，当普京不让寡头们参与政治（排除在“主权者”之外），而以民众等政治群体作为政治主体的时候，其实与将寡头们视为反民主的力量，只有一步之遥。普京认为寡头们在挟持国家，潜台词就是，一旦这些经济垄断者操持国家与法律，是否会反过来阻碍民主政治？普京问的还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正当性的问题。在普京这里，正当性优先于合法性，国际社会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要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俄罗斯未来和普京改革的根本问题与此相关。如果说不能让资本寡头主导国家政治，但乐见大资本的作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普京如何才能不像一些竞争对手所攻击的，他也在代表另一些利益集团“挟持”国家？如何让“主权”真正建基于全体公民之上，以确立执政者的正当性？其中一个关键方面，就是通过公正选举产生体现民意的国家权力机关，让体现民意的法治体系高于资本寡头或其他社会集团。而转轨期的俄罗斯的特殊问题还在于，同样是公民的资本寡头，需要何样的“手术”才能自然地参与国家政治？国家政治结构需要做何种改造，才能既包容不同利益的碰撞，又不让全体公民的主权为民主的反对者所掌握？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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