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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政治———华尔街人力资源案例》
作者：[美]裔锦声
出版商：作家出版社
梗概：在发疯找工作的日子，Jeannie决心很大，敢撞敢闯。
这种冲撞的力量还来自Jeannie的那次投资失败。仅三天，Jeannie失去了1.7万美元，不算多，但却是Jeannie全家的积蓄。
4
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
在1992年发疯找工作的日子，我决心很大，我敢去撞。我能失掉什么呢？如果我不去撞，我将失掉机会，道理，不是明摆着？
每天，我买回一大堆报纸，《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理财》、《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等等，报上征人栏的所有金融机构征人广告，条件都需要商学院毕业、金融专业或银行工作经验至少三年以上，我不灰心，手指翻起了茧，也不丧气。找到舒利文这家公司在华尔街报纸上登的征人启示，是在整整翻了七天的报纸后才发现的。征人启示这样写到：
公司旨在开辟亚洲市场，诚挚征求具有下列五项条件的资格人才：（1）商学院毕业；（2）五年银行或证券交易所工作经验，特别是香港金融界的工作经验；（3）有亚洲客户源；（4）有文件证明亲手处理过的人力资源成功案例；(5)至少会两种语言，英语和粤语（国语也可以考虑）。
五个条件中，我只有一个：讲英语和国语。
接下来关于这份工作的报酬和公司待遇，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心动不止：“薪水从优，底薪加分红；医疗保险，包括保牙医、眼镜（后面这两项一般保险都不保，发病的可能性太大）以及生命保险；退养金；工作突出成绩显著者，公司提升机遇不断。”
更吸引我的一条是工作时间：晚间八点到凌晨两点。这就是说，整个白天都是我的，既可以和女儿亲近———我读博士的代价，是使我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少，我真挤不出时间和她在一起。我思来想去，决心定了,舒利文这家公司找人去开辟香港亚洲金融人才资源与企业咨询服务的这份工作，就是我的———我非得到不可！
说干就干，我立即开始在电脑上打印我的履历表。我没有银行工作经验，但我有前后七年的教书经验。我从在南开大学上研究生时，在经济系就开授了一门“托福”课，在教托福的同时，我还在天津一家工厂兼职英语教学；我又写上北大的英语系正式教学工作；华盛顿大学教授过的三门汉语课：我写得如此详细，把课的代号101、201、301全都写上；还有我教过的一百多名美国各界人士———这些人学汉语，有七十多岁的老翁、老太太；也有仅五岁的小孩。洋洋洒洒的三大页履历表，把我的底气写足了。
然而，这正是我犯的第一个大错，当我后来与我们全球人力资源部的小老板（TeamHead）米切尔成为“朋友”，一次酒后吐真言，他告诉我他看了我履历表的前五行，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信发走了，我左等右等，等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查邮箱———我们区的邮递员每天三点送信，我总在三点以前就等在公寓大门口，没有公司回信，有好几次我想驱车前往，直接打上门去，但别人连电话也不愿接，会愿见我？这期间我共打过六七次电话，但每次公司接线员那甜甜的声音总是重复同样的一句话：“Wearestillcollectingcvs.”（我们正处于接收履历表的初级阶段。）
有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甜甜的拒绝，便大声喊起来：“Ineedtotalktoyourboss,Mitchell！”（我需要跟你的老板米切尔直接对话！）
也许被我的怒气或我的绝望震惊，这甜甜的声音顿了一下后对我说：“Canyouholdasecond？Letmeseeifhe’sfree。”(你能稍候？我看看他是否有空。)我为自己的好运暗自庆贺，心想这下一定成了，能和雇用经理直接说上话了。
但等了足足一分钟后，等来的却是一句客套话：“Thankyouforhold－ing。Mitchellisinameeting。”（谢谢你等候，米切尔在开会。）“要开多久呢？”“不知道。”“我能继续等吗？”“不用。”电话挂了。在以后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过去，米切尔要么在开会，要么在电话上，要么见客户去了，最后一次是他出差伦敦了。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没有时间给我。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救了我。拿着电话发呆的我，那天突然灵机一动：我将第二个电话直接挂到了总机，请总机接线员接转公司总裁。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电话接通了。
5
我发誓要在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过一段让人心碎的炒股经历，这经历我一直想瞒着，因为回忆起来太需要勇气，但对我后来的求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来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报纸去一家大陆人开的炒外汇中心去炒外汇，结果这家公司没有合法手续，被联邦政府给查收了，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积蓄：1.7万美元。
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门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小狗小猫，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一大块厚纸牌，上写：我们要零活(Oddjobs)。希望有人雇他们去割草做家务。现在，我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我还跟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领救济金，而我还领不到，因为我那时还没获得绿卡。
钱已经丢了，该怎么办呢？我和朋友在河边放声大哭，哭够了，我们无处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门口的阶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来，洒在波士顿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家。丈夫早已知道丢钱的事，他看见我进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人没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后告诉我他下午出去把车卖了，也刚回家。
“车卖了，你怎么上班？”丈夫刚在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十多里路，没车怎么上班？
“换了一个便宜的车。”这时我才知道丈夫将他花6500美元买了仅仅几个月的七成新的红色皇冠小跑车，以4500美元卖了出去；又用500元买来一辆十多年老掉牙的旧车，虽然能开，但很破旧。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喜欢那辆红色的拉风小跑车！“至少我们能有几个星期不用担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会有薪水。”
我的眼泪哗哗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时发誓要在股票市场或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八个月后，当我从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笔分红：扣掉税后的2.4万美元，我将丈夫约出去吃午饭，然后欢天喜地地和他一起去看车。我要给他买一辆当时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红色日本跑车米亚塔(Miyata)，那车很亮丽，只需1.8万美元，丈夫摸着车，十分喜欢，可坚决不买，把卖车的美国大个子急得流汗。结果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在他的建议下送了他母亲8000美元，我的大舅父8000美元，其余的，我们自己留下。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1月18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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