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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向亚洲、向中国转移，配合这一转移，使本国成为新的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在全球新产业布局下分得一杯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们有一款针,国外进口价为20多块钱，但我们靠自己的技术也可以做，只卖6块钱。某型号的德国针进口价为5块一枚，若我们来做2块钱成本就可以搞定。”温州龙凤针业公司总经理林海说。
一张机器人原画的加工，日本方面外包给中国动漫制作公司的价格大概是40元，而如果换成日本公司做则要100元。扣除员工画一张的价格3元，租金很便宜的工作厂房，每张再付给中介渠道大约10元，即使是40元一张的价格，企业依然能赚25元，利润率高达62.5%。张先生向我们介绍中国动漫加工行业。
“台达要扩张，当时面对台湾劳动力短缺的危机。那不是说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招不到工人。1992年4月，我到东莞考察，满大街都是人！而且这里的工人成本只是台湾的20%。”台湾台达电子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回忆说。“制作领带所需的原材料产在我们中国。我们一条领带的生产成本比韩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低很多很多。在嵊州一个优秀领带工人的月工资约1300多元，韩国和意大利则在2000美元以上，大约是中国的12倍。”浙江嵊州“金天来”董事长兼总经理范茂林如此评价。
而宁波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在美国用计算器现场报出令ALCO公司从来未见到过的超低价格，利时公司的产品从此进入了美国主流市场，并开始影响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面对众多中国企业家，我们感受到中国产品的强大竞争力—劳动力。劳动力成本构筑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中国成本”。“中国目前劳动力仍过剩，如果今后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流动和供给受到遏制，这种高度竞争情况便将结束，不过这种情况可能要等20年后才会出现。”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国忠在考察珠江三角洲后在本期撰文指出。
这样的成本不是人民币贬值就可以阻挡中国产品出口至全球各地。“即使小升3%-5%，对缩小巨大的成本差距亦帮助有限。”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在分析后说。来自深圳私人公司“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的声音是：“即使人民币升值三、四块钱，也不能改变我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优势地位。”
有人惊呼，中国制造的产品“蛀空”了亚洲经济，也通过低成本、低价格威胁着全球经济。
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正试图将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低端制造品封杀于国际市场。“关税的提高仅仅是价格问题，如果关税提高一倍，中国打火机的价格，仍具有竞争力。但贸易技术壁垒却是我们很难突破的。”温州日丰打火机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正与欧盟进行着艰苦的谈判。
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将中国具有竞争力的高端科技产品扼杀于摇篮中是另一常见手段。思科起诉华为，除了知识产权的表面原因外，更多的人相信，仅为思科一半价格并且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才是真正的因素。
事实上，中国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成本”并没有“蛀空”亚洲和全球经济，高盛(亚洲)中国经济分析师梁红认为：“中国朝着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这一进程已经使得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如何应对“中国成本”的竞争？
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在向亚洲、向中国转移，配合这一转移，使本国成为新的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在全球新产业布局下分得一杯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的企业也并没有想依靠“中国成本”继续下面的路。“价格优势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价格优势去占领市场。”黄发静反思。谢国忠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竞争力正面临变局，中国的工业竞争正在深化。
中国竞争力变局
谢国忠/文
摩根士丹利近期组织了一个投资者团队，对毗邻香港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投资考察。珠江三角洲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地区之一，这个只占中国总人口6%的地区，却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1/3。这次投资考察参观了非耐用品、大型家用电器和机械设备制造三个行业的15家公司，确认中国正从更宽更深范围加快工业化进程。
无情竞争迫使中国工业深化
中国消费者喜欢量入为出，高储蓄低消费，这是因为人们的财富低于生产力。中国消费群主体具有很高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导致商品价格大战。在我们最近的投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与进口产品相比，本地产品的附加值正迅速减少，这促使本地生产商纷纷投资仿制进口产品。
中国目前劳动力仍过剩，如果今后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流动和供给受到遏制，这种高度竞争情况便将结束，不过这种情况可能要等20年后才会出现。
在本次投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珠江三角洲的制造厂商正向邻近省份转移生产基地，这样可降低50%的劳动力成本。今后几年，这种趋势将减缓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把工业化进程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
中国实际上正以更低价格水平复制全球工业。由于中国拥有过多劳动力，今后数十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增长将一直低于生产力增长。中国应以更低成本调整供给结构，否则中国工薪阶层将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无法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正在降低各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成本，也正在为全球经济创造消费天堂(本分析与名义汇率无关，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从劳动力资源相对其它资源更为稀缺角度进行比较)。钢、铜和塑料等原材料价格上升，对中国许多行业产生利润压力，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原材料价格将在今后12个月内缓慢下降。
非耐用品行业:
今后数年面临增长放缓挑战
今后数年，诸如服装、纺织品、玩具和鞋类等非耐用品的生产，将面临增长放慢挑战。从事这些行业的出口商正以多元化来保持增长势头，但前景难以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始于珠江三角洲大量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非耐用品。非耐用品行业起步早，意味着市场成熟性高和增长潜力将落后于其它新生行业。例如，1994年时，服装、鞋类、塑料制品和玩具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9%，但到2003年上半年时，这一比例降至17%。过去十年里，中国的非耐用品出口增长率比出口总额增长率低1/3。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其它国家减少了部分贸易壁垒，重新刺激了中国的非耐用品出口，导致上述四大类非耐用品的出口总额在2003年上半年增长23%。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性的，明年便会再度减缓。然而，2005年实行最惠地区配额制度后，中国的非耐用品出口增长率将再次提高。
消除贸易壁垒可以促进中国非耐用品的出口增长，但这一行业已经成熟，正面对持续不断的价格压力。为避免激烈竞争，部分成功企业开始与美、欧批发商及品牌商密切合作。由于零售价可以是出厂价的4-5倍，在确保质量、新潮和其它优惠条件下，美、欧批发商和品牌商当然愿意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非耐用品。这种合作关系对中国工薪阶层极为有利。西方消费激进主义组织已迫使跨国公司要求中国合作伙伴提高劳动保护水平。与未有跨国公司影响的中国其它行业工薪阶层生活水平相比，中国非耐用品行业的工薪阶层居住条件和其它生活设施要好得多。
非耐用品行业的工人大都是女工，平均年龄20岁，来自长江中上游的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在小学与初中之间，每月实得工资约100美元，相当于1小时0.5美元。公司每月另支付30美元食宿费。
多数大型出口商与国际批发商或品牌商关系良好，并无降低劳动力成本压力。相反，在跨国进口商压力下，部分出口商还提高了工人待遇或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此外出口商再无其它提高工人福利的压力。按目前工资水平，出口商仍很容易从内地省份招聘到劳动力。
非耐用品行业的小型出口商面对价格竞争压力，正不断降低劳动力成本。我们参观过的某公司，正把部分生产基地迁往距离广东省不远的江西省，这样可减少50%的工人福利待遇支出。江西的工资水平与越南差不多。江西省的人口为4200万，卡车从海港城市深圳到该省仅需5个小时，通往江西的高速公路畅通无阻。低廉的劳动力显示，中国非耐用品行业在全球所占市场份额今后将继续攀升，即使沿海地区工资水平上升，也不会对此产生影响。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内地省份劳动力与世界经济密切联系起来。
大型家用电器:以出口避开国内竞争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家用电器生产基地，家用电器行业仍在迅速发展。空调销售是推动这一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某公司总裁称：“买三个微波炉的是傻瓜，买三个空调的是富人。”
中国家用电器行业每年都有价格战。2003年的空调价格下降20%，微波炉价格下降10%。大型家电是成熟行业，每年都大幅降价情况下，中国家电厂商为何能生存？显然是零部件生产本地化和企业经济规模化所致。
零部件生产本地化是降低成本的最有效手段。中国家电经历十年价格战后，已将绝大部分零部件的生产本地化，只需进口很少几类关键部件。例如，高档微波炉用的微波炉电机仍需从日本进口，占生产总成本的20%。再过两年中国也能生产高档微波炉电机，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购买本地生产的机械设备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另一途径。中国国内各行各业均需各种机械设备，一定有人制造各种设备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生产的机械设备价格一般是进口的同类机械设备的一半。
中国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正出现世界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巨大经济规模。每种机械设备都有年产千万部的能力，并以纵向联合的规模生产来降低成本。部分著名机械设备制造企业甚至可在同一工厂内一边吃进原材料，一边吐出成品机械设备。中国的成本结构远比世界其它地区低得多，因此，世界其它地区无法仿照中国机械设备行业的生产模式。多家世界品牌原设备制造商已委托中国代为制造机械设备，中国人称之为“标签业务”。这类委托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在美国或欧洲的终端售价一般是中国出厂价的3-4倍。
由于本地批发成本低得多，因此，中国机械设备的出口销售比本地销售利润高得多。例如，有企业称，本地销售须付1%的广告支出，才换来2%的销售额增长。企业力争出口，出口因而迅速增长，现已占中国主要机械设备制造商销售总额的30%-50%。
机械设备市场也有价格战，但行业利润仍十分可观。净销售利润在1%-3.5%之间，税前资本回报率可能平均达10%。由于贷款成本低，资产平均回报率可达20%。机械设备出口现已成为投资回报的主要增长点。
珠江三角洲的机械设备行业现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钢、铜和塑料等原材料成本上升，影响利润，但厂商很难向消费者转嫁成本。二是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更低廉。长江三角洲家电行业的劳动力成本现已接近珠江三角洲，相当于1小时1美元的水平。珠江三角洲的生产厂商称，长三角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比珠三角低20%—30%，因此，这些厂商正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以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已有数家珠江三角洲的大型家电生产商在安徽省设厂。安徽邻近长江三角洲，卡车从该省到上海港只需5个小时。安徽人口6300万，劳动力成本仅是长江三角洲的一半。
对来自中国家电行业的竞争，韩国和日本家电行业正做出不同反应。日本家电企业不再自己生产家电，转而委托海外厂商生产；韩国家电企业则像中国一样开始打价格战。中国家电厂商认为，韩国企业正在亏损。随着时间推移，日韩两国的家电行业将因竞争方式不同而对各自国家经济产生长期深远影响。
机械设备行业:高增长伴随利润压力
中国现已开始对各类大型机械设备产生庞大市场需求，这种市场需求足够支撑一国机械行业发展。中国的机械设备制造行业正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势头很可能持续20年。
我们参观了为半导体、纺织和塑料行业提供机械设备的部分企业。由于中国本地市场对机械设备的强劲需求，许多机械设备制造商的生产规模已经很大，各类机械设备的生产已同时起飞。由于该行业正处高增长的初期阶段，因此利润空间仍相当可观。
机械设备的竞争优势在于价格低廉。中国生产的机械设备销售经常比进口的同类机械设备便宜50%-60%。但该行业迅速增长的同时，仍需进口控制系统。例如，塑料行业的某类设备中一套关键控制系统占该设备生产成本的60%。这一进口的机械设备控制系统实际上是软件，但看去极像硬件。中国机械设备的软件并不发达，因此给中国带来巨大代价。
许多日本机械设备中国目前仍无法制造，原因就是缺少制造这类机械设备的软件，尤其是控制系统软件。日本企业不愿在中国生产任何这类机械设备的控制软件，人们也并不知道日本善于生产机械设备软件。
我们不应从上述例子中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机械设备行业附加值很低。即使进口零部件占整个生产成本的60%，中国生产的成品机械设备售价仍比欧洲或日本的同类产品售价低50%-60%。中国机械设备附加值应是国际价格的65%-70%，现为30%-40%。这一百分比高于来料加工行业或劳动密集行业的附加值。
随着中国机械设备行业的发展，该行业将对精密控制软件逐渐产生巨大需求。这一阶段的到来将使中国完成追赶现有世界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国将在10-15年时间内达到这一目标。下一步当然就是创造中国自己的机械设备知识产权。
中国机械设备行业的竞争力不会随其迅速增长而消失。中国技术工人的供给现在远远超过需求。一个电焊工的工资约1小时1美元，按中国生活水平已是高工资。正因如此，长江三角洲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才使珠江三角洲的生产厂商感到忧虑。他们承受着来自长江三角洲同行的价格竞争压力。
低工资低物价相互作用
中国劳动力过剩决定了中国的低工资。低工资决定了低物价，它们相互作用。国际社会目前普遍认为，中国的低成本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这一固定汇率自1994年至今一直未加调整。
国际买家决定中国工资水平。中国本地需求源自出口收入，并不决定工资水平。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工资水平下降，1998年时中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其它国家本币大幅贬值情况下，中国也一直未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随后两年，中国的工资水平面临压力。1999年底时，中国的平均工资仍低于国际认可的15%。
据称，国际社会众多人士并不接受这一简单事实，即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在世界经济中没有竞争力，与其它国家本币相比，人民币汇率并不能影响中国的工资水平。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侯明清译。
黄发静在国际封杀中成长
陈雪洁/文
浙江省温州日丰(Rifeng)打火机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最近双喜临门。他的公司取得了美国著名打火机厂家Zippo公司中国的独家授权生产权，为其生产带安全锁的电子打火枪；在欧盟对中国的打火机反倾销案中，他联合的15家温州企业以“无损害抗辩”积极集体应诉，取得了初步胜利。
1991年成立的日丰公司，已从当时的小小家庭作坊，发展到500多工人、年产值几千万元的温州打火机行业龙头企业。其95%的产品出口，是国际上有名的打火机企业法国宝富美、德国邱博、日本广田在中国的主要供货商，这三大客户占日丰出口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左右。
对于后者“喜事”，同时兼任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的黄却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在我看来，我们并没有取得胜利。这次欧盟只不过是撤回起诉，今后一年或几年内他们还是可以起诉。更严峻的是，在此之前欧盟已经表决通过了CR法案(Child Resistance Law，一个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的法案)，经过我们的交涉，欧盟表示修正CR法规，目前结果还不明确。但是如果明年6月CR法案正式实施，中国的打火机企业，特别是温州作为中国最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出口基地，将受到重创。”
目前温州生产的打火机中近60%出口，其中出口到欧盟市场的占了总出口额的50%。
遭遇美国、欧盟技术壁垒大封杀
“欧盟的CR法案是1994年美国出台的CR法案的翻版。”黄发静介绍说，美国的CR法案当时是由美国Zippo公司推动的，法案要求价格在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带有安全锁。而当时中国在美国的打火机价格基本上都在2美元以下。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时，想都不敢想，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有实力与其抗争，这些事情高不可攀，太遥远，根本不可能。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黄发静回忆道，“摆在我们这些打火机企业面前的出路是，要么生产高质量的高于2美元的打火机，绕开这个技术上的贸易壁垒，要么就是无奈地退出美国市场。但是2美元的打火机根本没有市场销路，同样的价格，美国的贸易进口商宁可要韩国的打火机。”
“美国的CR法案使得目前温州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数量仅仅是欧盟的1/5，且质量并不怎么样。虽然出口到美国的打火机也带了安全锁，却是非常简单的加重电子锁，即把电子里的弹簧加粗，由当时温籍华侨贸易商设计出的土办法。”黄发静对此显得非常无奈。
此后，包括日丰公司在内的中国打火机企业的产品出口逐步转移到欧盟国家，几乎占据了欧盟整个打火机市场。
在欧盟生产打火机的制造商主要为BIC、东海公司和瑞典火柴公司，其生产的一次性砂轮打火机的价格一般在0.3欧元左右，而中国类似打火机(由广东、广西等地区一些零散的小企业生产)价格仅0.05欧元左右，一次性电子打火机价格(由中国最大的一次性电子打火机出口基地宁波地区的企业生产)也仅在0.08欧元左右，即使是金属外壳电子打火机价格(由中国最早最大的金属外壳电子打火机出口基地温州地区企业生产)也就1欧元左右,甚至更低。欧盟打火机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几乎被温州等地的中国打火机挤干。
正是如此，1998年起，欧洲BIC、东海等公司开始发起拟定CR法规草案，试图以贸易技术壁垒封杀中国所有类型的打火机企业。2001年10月2日，黄发静收到其贸易合作伙伴，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克劳斯·邱博的电函，才得知欧盟正在拟定与美国类似的CR法规草案。
“这简直是无理取闹。首先，出口价低于2欧元的打火机应该安装‘安全锁’，这个表面上是以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建立在产品价格基础上的法规，是对自由贸易设置壁垒，有违WTO公平竞争原则。其次，把价格与安全牵合在一起，不合理，不科学。价格是可变的，而安全标准是相对稳定的。”黄发静对欧盟的这个法案异常愤怒。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几年前美国CR法案使中国打火机退出美国市场的伤痕依然痛着。那时，黄发静和其他中国打火机企业选择了沉默。
“现在不同，我的企业大了，有实力、财力迎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提高了。”黄发静激动地说。
在收到克劳斯·邱博电函5个月后的2002年3月21日，黄发静和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李坚、秘书长林嵘三人组成“民间第一团”在原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有关领导的带领下前往欧洲抗辩。14天的交涉得到的结果是，如果CR法规经投票获得通过，欧盟愿意启动修正立法的程序，修正CR法规，但这需要时间。
4月30日，13票对3票，欧盟CR法案正式通过，并决定于2004年4月正式实施。“如果欧盟的CR法案正式实施，对日丰的影响并不会如想象中的那么大。但是温州的其他中小企业将是这场贸易战中的受害者。”黄发静再次无奈地摇头。
“关税的提高仅仅是价格问题，如果关税提高一倍，中国的打火机仍低于韩国的价格，仍具有竞争力。但贸易技术壁垒却是我们很难突破的。”据黄发静透露，目前欧盟初步商定修正CR法规，免去价格的界定，即要求所有出口到欧盟的打火机均要加安全锁。实际上更大的“火坑”摆在中国打火机企业面前。因为如果中国企业把产品质量做得更好，价格到2欧元以上就可以不用带锁，这样还有努力的空间。而加一把锁从技术上看虽然不是很困难，但由于涉及到专利的申请等方面的因素，一把锁对中国打火机出口企业、特别是温州的企业而言将受到重创。对于一次性打火机而言，一般锁都可以通用，且宁波的几家企业已取得安全锁的专利，而温州企业生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有几千种款式，加一把锁谈何容易！“这一点，我在西班牙时就已经考虑到，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CR谈的特别辛苦。”黄发静感慨万千。
“与欧盟的协商仍在进行中。最好的预期是CR法案变成指导性文件，这样对温州企业的打击不会太大。但不管怎样，我都做好失败的一切准备。目前我们正在大力研制安全锁，一定要突破，这是企业的生死问题。”黄发静坚定地说。
反倾销手段再次遏制
欧盟CR法案刚通过两个月，2002年6月28日，以欧洲BIC为代表的打火机制造商又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反倾销案。欧盟正式对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可充气袖珍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温州、宁波市的打火机产业和产品出口面临严峻的考验。黄发静再次抗争。温州东方打火机、宁波新海公司等5家企业采用单独应诉，以温州日丰、大虎为代表的温州15家企业以“无损害抗辩”集体应诉，以各种证据表明出口欧盟的打火机没有对其造成损害，不存在倾销。
“劳动力成本低廉，行业自律做得并不好，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大打恶性价格战，有些不法分子甚至变相偷税，导致了国际上的反倾销。但这次的反倾销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倾销，谁会做赔本生意，另外从市场经济成分来看，作为民营企业，政府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任何补贴。”黄发静显得有些激动。
今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盟代表欧洲打火机行业撤回对中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反倾销诉讼，但仍对中国一次性砂轮打火机保留应诉。黄发静分析其撤销的原因：“当时由于欧盟迫不及待地提出反倾销，时间不足，证据收集不充分。此外，欧盟把所有类型的打火机列入反倾销范围，打击面太广，其不得不考虑后果，如果继续闹下去，我们胜诉，可能连1995年对一次性砂轮打火机反倾销的胜利果实都无法保住。”
国际封杀—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现实
据WTO统计，自1979年8月欧共体(现在的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反倾销以来，到2001年3月底，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22起，累计涉案金额超过百亿美元，单一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案有15起。
“中国产品具有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比较优势，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而当地企业希望借助反倾销手段将中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北京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认为，“它客观上诱导了进口国当地企业不断通过这些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的现实竞争力受到压制。”
“中国加入WTO后，将会面临更多的类似国际贸易壁垒。”黄发静认为，“一些行业出口配额取消后，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国外，贸易壁垒不可避免。这类事务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我个人观点是这种现象既正常也非正常。正常的情况是市场竞争必然出现这种现象，每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的产业；不正常的情况是两方面都不正常，国外不应该对我们无理取闹，反过来，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产品质量做得好些，不要打恶性价格战，少给别人抓辫子。”
痛定思痛
CR法案谈判仍在继续，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出口商品预警机制的缺失是此次打火机风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早在1998年，欧盟就制定了CR法规草案。
“我们获悉此信息整整迟了三年。等到我们出国抵制、抗辩，对方已进入表决倒计时，黄花菜都凉了。在这样的时间夹缝中，我们还有多少的空间？连法国政府的一位官员也对我们说‘你们来得太迟了’。”亲赴欧盟游说的黄发静感慨不已，“第一次遭受了美国通过类似CR法规不可逆转的打击，这次虽然作了抗争，但前景莫测。”
“中国经济要走上良性渠道，面上我们要积极面对，背后要更多地反思自己。虽然我自己的公司还是小企业，但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真的要在提高产品质量、产品附加值、信用方面下功夫。”黄发静呼吁。
近年，很多中国企业正奋而起身，开始应诉反倾销，，学会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据统计，近年来涉及各国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的总体应诉率，已上升到60%-70%，其中，涉及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应诉率已达到100%。但据WTO最新统计，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的绝对胜诉率(无税结案)却只有35.7%。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火中，中国企业仍步履艰难。
“我们的整个工业水平确实不如西方，价格优势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价格优势去占领市场，纯粹的价格优势会引发很多后果，弄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不管是大产品还是小产品，应该通过政府的引导、行业的自律，提高经营者的素质，避免恶性的价格竞争。”黄发静反思。-
华为的威胁
华为如今正成为全世界IT设备巨头们不得不重视的竞争对手。
惠锋/文
南非人Phyzu Sithole和Gerrit Nihout是华为公司在非洲的销售代理商，目前他们正在位于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参加培训，而他们的老师则来自巴基斯坦，是华为2000多名外籍员工中的一员。
在通讯业刚刚起步的非洲，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已经建立起了不亚于国际竞争对手的声誉。“在那里，华为是一家非常有竞争力的国际企业。”Sithole说，“人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通讯设备。”如果说欠发达的非洲市场不能说明华为对竞争对手形成了怎样的威胁，那么在客户有着更成熟辨别力的美国，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思科对华为的诉讼则更能说明问题。
起诉华为
2003年1月，思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控告华为路由器及线路交换器抄袭其软件、侵犯思科专利，要求法院下达禁制令，阻止华为侵权产品继续在美国市场销售，并要求华为作出赔偿。路由器和线路交换器是互联网的主要节点设备，在互联网研究领域中，路由器技术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3月，华为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承认有第三方人士提供了路由器软件不足2%的源代码，并表示已经停止销售含有该软件的路由器。6月，德州联邦法官发出禁令，禁止华为使用一部分的思科服务器软件，也禁止华为使用思科宣称遭到复制的使用手册和在线帮助档案。10月1日，华为和思科发布了中止诉讼的联合声明。华为表示已经对其某些路由器和交换机产品作出修改。
目前，业界人士认为这场已落下帷幕的诉讼不仅仅是一次知识产权纠纷，它还是思科对于竞争对手的一次商业打击。华为在中国和国际市场表现强劲，尤其2002年华为在美国成立分公司Future Wei，开始在美国销售价格至少比思科低一半的路由器。国泰君安证券的分析师王战强指出：“华为的快速增长、体现出的竞争力以及在中国市场份额上的增加使思科感觉到了威胁。”1998年，朗讯公司曾对思科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了朗讯的8项专利。当时思科CEO钱伯斯反击说，朗讯这一举动是“试图阻挠业界领袖脚步的纯粹的市场策略”。而今，成为业界领袖的思科已向前辈学会了这种“市场策略”。
低价华为
尽管涉及诉讼的路由器产品在华为2002年的销售额中不到10%，但根据咨询机构Gartner和iSuppli的数据，2003年上半年华为的路由器、交换机、接入服务器等数据产品的合同销售同比增长71%，达到8400万美元。
这部分产品正是思科80%的销售额和利润来源。虽然华为网络设备产品在绝对销售额上还无法与思科相比，但华为的低价是思科的一块心病。“6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路由器，只有华为公司能做到。”国外一位分析人士指出。
另一件让思科感到不安的事情是，华为将与3Com在浙江杭州建立合资公司，生产路由器产品。来头不小的3Com，其创始人正是因特网协议的主要发明者鲍勃·麦卡夫(Bob Metcalfe)。3Com曾经是思科的主要竞争对手，因在竞争中不敌思科等企业，而退出高端企业网络设备市场。此次卷土重来必然引起思科的警觉。思科此时抓住华为的错误进行打压也应在意料之中。
在此之前，思科已经在其全球业务系统中成立了“Beat Huawei”(打败华为)的专门机构，将华为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和数据产品一样，华为的通信产品线同样在威胁着传统的国际巨头。尽管华为早前在国内CDMA、小灵通等项目决策失误，但这不能说明拥有强大研发实力的华为缺乏国际竞争力。事实上，除了最大的国际市场俄罗斯和泰国外，华为已努力使其产品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主干网络。今年3月，华为光网络产品击败朗讯、阿尔卡特等竞争对手，获得法国第二大电信运营商的国家干线传输网订单。
9月，全球最大的移 动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完成了对华为第三代移 动通讯(3G)WCDMA设备的测试，并表示可能采购价格更低的华为产品，以降低成本。这对沃达丰原来的主要设备供应商爱立信无疑是个坏消息。
重视华为
华为如今正成为全世界IT设备巨头们不得不重视的竞争对手。在近期成立的新的行业合作组织—CPRI (Common Public Radio Interface，通用公共无线电接口)，华为已经与爱立信、NEC、北电网络和西门子等站在一起，成为共同发起人，并发布了关于3G无线基站的新规范。这对华为在全球3G设备市场站稳脚跟具有重要意义。
华为保持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10%投入研发。以WCDMA为例，从1998年至今已累计投入研发经费40亿元，研发人员3500人。尽管华为的工程师们在深圳以高薪闻名，但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来说，他们仍是华为低成本优势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低成本的同时，这10000名毕业于中国顶尖高校的工程师们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产品。
同时，华为还通过研发流程和管理的国际化全方位地提升竞争力。华为在印度有1000人的研发队伍，他们已通过了国际最权威的软件认证CMM的5级，这意味着华为具有最科学的软件开发方法，以保证他们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研发的流程。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华为引入著名的Hay咨询公司，聘请普华永道做财务顾问，与西门子合作建立全自动的物流系统，与IBM合作实施流程管理，又花费数亿元推进企业信息化。正是这些看似国际企业都会实施的程式化举措，使得华为在产品结构调整不够成功的2002年，仍有能力保持相当数量的销售额和盈利，并在2003年上半年起恢复增长，合同销售额同比增长33%。
目前，华为正在试图调整其产品结构，希望进入利润丰厚的移 动终端市场，生产包括GSM、小灵通、3G在内的全系列手机产品。同时，它还希望从过去两年里高速成长的小灵通设备市场中分一杯羹。进入更多的业务领域对华为的判断力和管理能力是一个考验，当然，更可能的是增加其竞争力和在单一领域内的抗风险能力，使其在国际竞争中成为更具威胁的黑马。-
中国竞争力推动亚洲经济
梁红/文
中国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奇迹。从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7倍，按现在的汇率计算，已超过了1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2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列第二位；以美元计算，中国的贸易额居世界第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消费国及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这些产品价格走向的影响与日俱增。
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正在快速地渗入亚洲和全球市场，会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产品价格下跌、失业增加和外来投资被中国抢走。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不断转移到中国，其他国家和地区核心制造产业竞争力的衰退，正在“蛀空”亚洲地区的经济，并破坏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
与“中国威胁论”相反，我们相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亚洲经济增长越来越有益的贡献者。2002年下半年，7国集团经济衰退的时候，亚洲的出口仍获得了增长，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并不只是在出口，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同时增长。其结果是，进出口贸易净额在整个GDP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和其他伙伴国家的贸易额和产出额相比，是微乎其微。
中国还远远没有建立起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国的出口依然还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及高端科技产品—这正是符合基本贸易原理所描述的“双赢”模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也不会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在向周边贸易伙伴卖出产品的同时，也在向他们购买差不多同等金额的产品。这些地区的消费者受益于廉价的产品，同时全球其他地区也从中国增长的强劲需求中获益。
生产链最后一环，带动亚洲其他地区出口增长
作为地区“生产链”中的最后一环，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料并把最终产品出口给终端消费者。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盈余进一步扩大，但是中国和亚洲各新兴工业国家却存在双边贸易赤字。中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份额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双重计算”现象：中国成为加工中心，使得亚洲内部的贸易价值显著提高；然而，当产品出口到亚洲以外的地区时，产品的总价值并没有增加。而生产链中的最后环节成为了对美、欧、日三个发达市场的主要出口渠道—这并不意味亚洲其他地区被挤出了市场，而是意味着他们的贸易额在地区内重新定向。
中国的贸易主要包括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一是进口原料或部件用于加工，然后再出口；二是内地市场自身的贸易，即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内地生产，进口的也是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要。前者反映出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提升，后者更主要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贸易分成这两部分，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趋势。第一，目前的贸易盈余完全得益于加工贸易的平衡，也就是说，中国赚取了原料加工后的附加值，去年这些附加值达到了400亿美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本国的国内贸易，由1998年的盈余200亿美元，转到2001年赤字200亿美元。这种赤字现象缘于进口的迅速增长。在过去3年中，与内地出口增长了50%相比，进口翻了一番多，这是进一步放开进口限制和内需强劲增长的表现。
新兴工业国家并没有“丧失”发达国家的最终市场。在1990和2001年间，中国对美、欧、日进口份额增长了6个百分点，而新兴工业国家却降低了1个百分点。然而，下降并不是挤破脑袋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两者分工和合作的结果：高收入的新兴工业国家将产品从发达国家的市场出口到中国和东盟，他们先在这些地区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和组装，然后再出口给终端消费者。
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势头还是良性的。一旦对加工贸易的数据调整后，我们会发现，尽管中国过去十年中，在三国集团中的市场份额增长很快，从4%增长到7%，但是新兴工业国家也从8%增长到10%。
此外，中国从东盟的进口也在增加。我们同样注意到，中国直接的进口需求对东盟国家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为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求，中国对东盟的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快速增加，原材料净进口额从1997年的0到2001年的400亿美元。近4年，中国从东盟的净进口增长迅猛，达到了东盟国家GDP的1.5%。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的交易中，这是东盟最大的双边贸易盈余。
中国FDI增长，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亚洲
另外的一个较常见的担忧就是，随着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亚洲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势必会受到影响。
1993年以来，中国每年吸引的FDI都超过400亿美元。当然，这些资金并不是都真正的来自海外，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还来自于中国内地自己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金从香港和其他离岸市场投资于中国内地，为的是获得税收优惠。除去这些资金，中国每年平均获得的FDI也接近于300亿美元。
然而，亚洲其他地区的FDI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会减少。我们发现：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的外资作为产出的一部分也在持续增加，从80年代末占GDP的1.5%增长到1997年的2.5%左右。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FDI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和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一样也在下降。
一直以来，亚洲都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时，尤其是台湾和香港地区占据了中国吸引外资的大部分。自1991、1992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来，亚洲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占中国内地所有FDI的2/3，其中，新兴工业国家从1998年以来在中国每年投资约200亿美元。
但是，本国的资金外流到中国并没有“蛀空”这些邻国。第一，自90年代以来，外商净投资额在亚洲地区是增加的。尽管亚洲对中国的经济投资巨大，但在过去的10年中，外资流入亚洲的数额大于流出的资金。从1990到2000年间，流入新兴工业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净外商投资额基本上是正值，仅仅在2001年是负的，而这主要是受到了全球IT业下滑的经济周期影响。
第二，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成功完成了产业升级。20多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大量迁出和资金外流，但这些国家同时也取得了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的成功。在过去1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适应性，面对经济压力，这些国家可以很快转移资源从事新的投资。
第三，中国吸引的外资绝大多数是投资于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是面向出口市场。在80年代，典型的投资代形式确实是将出口制造能力向中国转移。然而，自90年初期以来，外资开始以占据中国内地市场的份额为主要目标，如房地产业、汽车业、机械制造业、零售业和公共饮食业。过去的5年间，我们估计只有1/3的外商直接投资是用于出口领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电子加工)。也就是说，外商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并不是一方得利而另一方受损的“零和”竞争，而是推动整个亚洲地区市场扩展的“车轮”。
最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投资中国中获利巨大。在亚洲，有这样一种常见的抱怨，说中国是该地区投资资源的“黑洞”：只见资金流入却不见流出。事实上，中国收支平衡数据清楚地显示：去年流出中国的外商利润金额达到300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过去10年的外资加到一起作为基准，这些流出的利润额显示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为8%—高于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这同样也很好的证明了在中国投资具有非常高的回报率。
中国朝着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这一进程已经使得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双赢”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必将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高盛(亚洲)中国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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