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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岭
民间有“和为贵”的说法，于是，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和”的文化，用一个“和”字便可以粗线条地概括中国文化。某些时髦的学者正在挖空心思为这个古老的结论寻找着论据。这样的概括，很容易给人一个模糊的印象，似乎我们的祖宗们为了达至“和为贵”的境界，便可以不讲原则似的。其实恰恰相反，我们的祖宗虽然留下了这么多好听的词儿，但一
“和”起来，还是很讲原则的。在鲁迅的小说《祝福》里，鲁四老爷的书房中挂着的对联有一句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祥林嫂在风雪交加中死去了，这个消息对正忙着弄祝福大典的鲁四老爷来说，似乎是不太吉利的，所以素来向往着“心气和平”的鲁四老爷，这时候也止不住地“高声”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可见，鲁四老爷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固然很崇尚“和为贵”，但绝不会把原则扔在脑后，而是原则性强得很，不是跟什么人都乱“和”的。
古罗马的时候，罗马人在鼎盛的时期，牛得很呢！强悍的古罗马人抓到战俘后，并不马上杀掉，而是拖在战车后炫耀胜利，高兴完了再像杀牲口似的弄死了事儿。古罗马的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西塞罗，一说到某个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暴刑，便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进而慷慨陈词；但这个一向主张阶层调和的人物，看到罗马人胜利后对待战俘的种种暴行，“正义的激情”便失效了，缄口不言。很明显，在这个大思想家的眼里，一个外国人，一个战俘，一个奴隶，和高贵的罗马公民根本不是一个品种。
看来，洋古人和咱们的祖宗一样，都不会不讲原则地乱“和”一气。也许洋人根本不懂咱们的“和为贵”是个什么玩意儿，可是在讲原则这一点上，心气倒是通透的。
这其实还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用王元化先生的话说，这叫态度决定理性。以“贵人”的文明和教养标准而论，祥林嫂比之于鲁四老爷，战俘和奴隶们之于西塞罗，相差何止千里！但鲁四老爷也好，西塞罗也罢，他们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各自的文明和教养，而是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利益格局。自古及今，能免俗的人不多，一不小心，就会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日看本埠的电视新闻，记者曝光这个“大都市”里的一种“不文明现象”：炎热的夏夜里，不少民工为了图个凉快，便躺在马路边的树下睡觉，于是就有敏感的记者先生昼伏夜出，跟踪报道，把民工们贪睡的丑态通过电视信号传遍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家庭；这种破坏“城市形象”的睡法儿，自然激起了不少有“正义感”的体面人的激情，于是电话打到电视台，要求对民工随处乱睡觉的行为严加约束，以维护“我们城市”的“良好形象”。不久，本埠电视台又播出了一个节目，内容是讨论该不该养狗，一位赞成养狗的女士，自言“在国外呆过”，言辞之间还时不时地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她赞成的理由竟然是这样的：只有人和狗和谐共处，才能显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文明风范。可是，体面的人用自己的文明标准责难不体面的人，这文明吗？
“可使一个国家的民情由粗野而变得温和的原因很多，但在所有这些原因当中，我以为最强有力的原因是身份的平等”，因为“人在地位上近乎平等，在思想感情上大致一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立即判断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所感。也就是说，他只要省察一下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700页、703页）这是托克维尔170多年前说过的话，现在读一读，能解开脑子里的很多死结。看来，身份的普遍平等，利益的基本平衡，是一个社会建立共同情感的前提。否则，在鲁四老爷和祥林嫂生活的断裂社会里，不可能有共同情感，也更谈不上什么“和为贵”。
我的结论是，“和为贵”固然很好，但与利益格局割裂开来的抽象的“和为贵”，只能是无根的臆想。因此，论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的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力游戏和文字游戏，必须深入社会结构的深处，拿出可靠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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