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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学
200年前，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经过10个月的颠簸，于1793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了乾隆。直到今天，史学界还在为当时马戛尔尼是否跪拜了中国皇帝而争论不休，多数说法倾向于他只是单腿下拜。但可以肯定的是，随后的1795年1月，蒂津率领的荷兰使团接受了清廷的要求，不仅向乾隆磕了头，还向皇上赏赐的300斤鲟鱼行
了九叩大礼（见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1993年三联书店出版）……
2003年11月5日，南京一幼儿园的实习教师杨柳因一个韩国籍小朋友调皮而又语言不通，拿着剪刀吓唬了他几下，随后，这个小朋友的父母来到了幼儿园，当所有的道歉无济于事，在“你给我跪下”的指令下，杨柳无奈于园长和班主任先行下跪后含泪屈膝（见11月7日《大河报》）……
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或许有点牛唇不对马嘴，一个是200多年前“聋子对话”般的外交事件，一个是今天两个国家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但就下跪这一行为来讲，却可以找到相通的地方。
让我们来接着回顾历史。在马戛尔尼使团带着耻辱回国23年后即1816年6月，阿美士德勋爵率领另一个英国使团再次抵达中国。这时的皇上已变成了嘉庆，但英国“蛮夷”却没有改变他们的傲慢和无礼，“磕头不磕？”“不！”于是，嘉庆龙颜大怒，将整个使团逐出了京城。
在归途中，阿美士德登上了圣赫勒拿岛，这里正囚禁着刚刚在滑铁卢惨败的拿破仑，阿美士德以困惑的口气询问对方，中国人何以非要坚持这羞辱人的礼节？拿破仑以昔日君王的口气反问：“你怎能要求一个绵延了几千年的帝国改变自己的习俗？外国人入乡随俗不算丢脸，在意大利，你吻教皇的驴子，并不被视为卑躬屈膝。”
在南京这件事之前，媒体刚刚报道过另一起“下跪事件”，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11月2日，北京一打工仔为讨要工钱而爬上塔吊威胁要自杀，如愿后，他为了表示对警方和老板的感激，当众长跪不起。而去年春天，郑州一贵族学校曾别出心裁搞“复古教育”，让小学生们齐刷刷地跪着上课，美其名曰为一种磨砺学生意志、培养学生责任感的“有益尝试”。听听，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奴性居然也能被“升华”出意志和责任感来！可见下跪在我们眼里并不总是与尊严或人格相链接的，难道不是吗？现在没有皇帝了，除了父母外，我们还心悦诚服地向尊者下跪，向权势下跪，向恩人下跪，向去世亲人的墓碑下跪，甚至同时向观音和耶稣下跪，卑微的内心充满了敬意。同样，在我们要求犯了错误的孩子下跪、不忠的妻子下跪、临刑前的犯人下跪，也认为是理所应当。
南京下跪事件发生后，记者问那对韩国夫妇：“你们觉得杨柳应该向你们下跪吗？”对方说：“应该。她下跪算多大的事儿呀？”这句话似乎比下跪本身还要刺激国人，有评论者甚至为此动了粗口！其愤怒可以理解，但我想问一句，单就下跪本身而言，如果对方不是外国人，这真的又能算是多大的事儿？当我们的媒体赫然以“他，跪在本报记者面前……”为标题向世人炫耀“无冕之王”的风采时，谁曾想过有一种尊严早就扭曲？当我们指责这对韩国夫妇缺乏教养，谁又想过那跪下的三人之所以这样，却是一种几乎是集体无意识的奴性使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荷兰使团觐见乾隆的场景。蒂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被命令取下了剑，同蒙古和高丽的使臣混在一起，于凌晨3点开始在寒风中等待皇帝驾临。中国官员用鞭子乱抽，其中高丽人挨得最多”——但愿国人看到这里或许会找到一些心理平衡，这对韩国夫妇就是当时挨鞭子最多的高丽人后裔。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在拿破仑时代，拜见教皇要吻他的驴子，所以拿破仑教训英使不尊重中国礼节是自己的无知。可惜拿破仑没有活到今天，不然他会看到，现在到梵帝冈已经不用再吻驴子了，而这不会是因为教皇不再骑驴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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