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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李东生用33%的股权换来了他的电视机王国，时间距离吴士宏挥手作别TCL信产部门正好一年。
我仍然不太清楚李东生的这宗有着太多第一可以言述的并购案，它在更为宏大的历史
长河中究竟暗合着什么，又昭示着什么？尤其在我又莫名其妙般想起曾经逆风飞飏又激流勇退的吴士宏的现在。
“文化技术是以上两个因素（指文化技术与政权结构，笔者按）在历史的情景中较为容易定位的一个。如果说历史是对公共生活事件的记录的话，那么，将在高层人士中发生的事件向公众传达的机制将是这一过程的基础部分。当一项新的文化技术被引入，就会产生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它自己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会对接受它的人们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公共生活以一定的方式发生变化，那么历史会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像正经历这一次变迁，从使用书面语言向通过使用电子设备比如电影、录像带、广播和电视的变化。像是从书面向口头语言的再次回归，有人会说这种无文字文化的复活表示了‘文明的终结’。我们说，这仅仅表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文明类型。通信技术将会对社会和它的价值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在其著作《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中提出的关于文明的兴起与消亡的断代方式的论述，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之整段摘录于上，或许却是为了穿凿附会般表述自己纠缠于冥冥中的一些东西时的烦乱心绪。
在麦克高希的眼中，人类历史在历经两千年后恰好处在了由电视文明向计算机文明转化的关口，为此即使我们可以不问李东生今天大步一跃的初始动机，但至少在未来的评述中我们却很容易将他今天的行为归因于斯巴达克人般的悲壮或犹太人般的狡诘，再或者干脆是几乎与神秘等同的东方智慧。
因为曾几何时，美国式MBA的圣徒杰克·韦尔奇作出决定将具备长远光荣传统的GE电视机业务进行剥离，正是这个注定在当时及将来都无法进行代入式检验的主意却遭到了来自历来视自由市场法则为圭臬的美国人愤怒地投出的劈头盖脑般的西红柿与臭鸡蛋。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大洋彼岸。韩国大宇集团兼并汤姆逊公司的努力，在历来被视为西方世界另类的法国人的自尊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在相当多的意识决定论者的眼里，既是胜利的必然，又是胜利的铁证。
而短短几年后，来自文化道统更为疏远的中国的李东生怎么就轻易得手了？没有来自民间的西红柿，也没有来自官方的陈词滥调？
或许，西方世界的文明恰好完成了悄然的转型———就在纳斯达克的涅后不久？
全球化，在哥伦布、麦哲伦的后人看来，可以只是为了金银而采用的手段之一（当然，他们也有为了信仰不惜一战的十字军历史），但在历久锁国的中国人的心底深处，却又多少总是牵引着一份柔弱的情愫。譬如张瑞敏，在他用700万美元收购了意大利的一家冰箱制造厂后，美国《商业周刊》借用一位德国电器销售商的话将此评价为“他们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举措”，并声称“如果能生产出像样产品的话，绝对是一个奇迹”。对此，海尔依旧淡然从容。
其实，单纯为了规模而进行的执意的扩张，其理性光彩即使在最为热衷于500强云云排行的美国人看来亦已风光不再。善于预言的约翰·奈斯比特几乎就是恶作剧般地和《财富》杂志过不去，他写道，“最引人注目的是，《财富》杂志上有名的500家大公司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20%迅速降到现在的10%……我认为，当我们进入下一个十年，进入下个世纪时，这500家大公司在美国市场中的份额将下降到不足5%。是小公司，而不是500家大公司在发展全球经济。”
更何况，TCL和汤姆逊的合作，原本就是各自走向自己认准的极端前的一次默契又偏执的过渡———前者做低端，后者做高端———法国人在抵御美国因特网文化入侵的同时，并不懈怠自己数字化的进程。
这是不是就是历史的必然？李东生在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张瑞敏之后迈出了殊途同归的一步，而深受美国商业文化熏陶的吴士宏在民族IT产业的大旗下却选择了黯然离去。面对客观的现实，有多少人的性格，可以保持继续张扬的勇气和自信？
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每每听到此，从来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人当然希望历史的车轮沿着既有的轨迹一直下去，尽管这期望本身因为显而易见的功利性而已不再具备历史的原来面目。
克劳塞维茨关于天才战略家的标准是，“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而标志性的企业家在今天的地位就如同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君主或统帅，他们理所当然地继承起了无数风流人物的衣钵，包括荣耀、景仰、地位，当然还有义务。一旦以此观之，李东生天生才分的偶然却又隐然维系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的必然。
然而可惜的是，在未来结果产生之前，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为李东生作一番预言般的测定，测定他的行为是否恰如其分和他的才分是否足够。这就如同尼尔斯·玻尔揶揄的那样，“保持狗的机体处于生命状态的相互作用是不可能在‘活体之内’加以研究的。为了适当地研究它们，只能把狗杀掉。”
而同样的认知的悖论在李东生那边一样存在，或许更足以为他的决策制造困惑，尤其当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时空间所处的坐标时更是如此。
或许，面对一系列的不可预见，李东生竟已读通E·T·霍尔的《超越文化·导论》，从而营造起了他自己的并不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心安理得？
霍尔写道，“弗洛伊德教导我们认识心理的复杂性。他帮助读者去审视梦境，把梦看作一种合理的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是与显形思维的线条性迥然有别的真实存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尤其是弗洛姆和容格，并没有被流行的陈规陋习所吓倒，也没有被物理学科令人生畏的威望所吓倒，而是给弗洛伊德的思想作出补充，弥合了逻辑的线形世界和梦境的整合世界之间的鸿沟。”
诚如是，且让我们静观事态的演变。
《国际金融报》 (2003年11月14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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