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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敏
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很好的官方关系，要维持这样的友好关系，仅靠国家行为还不够，需要更广泛的民间交往作为补充，需要更密切的经济合作作为为纽带。一般来讲，国家行为总是着力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计划、大工程、大项目，无论其规模、总量或是效果，都是民间交往所无法比拟的。但国家关系的大环境好，会带动小环境的改善；而小环境的改善，
会进一步促进大环境的优化。良好的民间交往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政府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而且会产生更多的政治、经济效益。
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尽管中巴两国关系十分密切，但双方的民间交往远远不够。我们虽然相邻，但除了两条空中航线保持畅通，海上路途遥远自不必说，单就陆上交通而言，条件十分有限，只能通过高原上的几个山口保持车辆人员的来往，使民间交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当然，现在是信息时代，不用见面就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沟通。但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更真实、可信和有效。根据粗略统计，去年中巴之间人员来往不到10万人次，巴方因会议商务、旅游、探亲、就业、留学和定居而来华的有5万人，其中大部分可算作民间来访。与巴总人口相比，去年巴民间每3千人就有1人到过中国，而中国去年1200万出境人员中，只有1．2万人前往巴基斯坦，而其中持因私护照的仅有3400人，与中国总人口相比，去年中国民间每40万人只有1人前往巴基斯坦。
统计数学说明，巴方民间对华交往是踊跃的，来访人数比前年增长了60％，两倍于官方来华访问人数。而中国民间对巴交往人数较少，这与两国的庞大人口、良好的国家关系、巨大的经济互补性是不是相称。但同时也意味着，两国民间交往存在巨大的潜力和增长空间。
今年3月巴基斯坦贾迈利总理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化、体育、旅游及青年部关于中国公民赴巴基斯坦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势必将为增进两国民间交往，尤其是中国民间对巴交往注入强大动力。
一、中巴关系十分良好的政治氛围为发展民间交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两国的高层领导就像走亲戚一样，经常往来于两国首都，两国之间的友谊为民间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两国民间有良好的情感和文化基础。长期的文化交往已经在两国人民心中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伊斯兰教早在唐贞观2年（公元628年）就已传入中国。自古就有了十分汉化的名称：回教。长期以来，中国西部、北部居民中有相当数量信仰回教，他们与中国主要的汉民族和睦相处了近1400年，中国传统文化与回教文化的融洽历史和现状，证明中巴两国许多居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两国的宗教信仰又有和谐相处的历史，根本不存在西方学者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
三、边境地区交往是将两国民间交流与合作逐步辐射到广大腹地的桥梁。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居民在语言、生活习性上有相似之处。去年巴方通过喀拉昆仑中巴友谊公路入境的接近5万人，而中方以同样方式进入巴境内的也有近3千人，为中国公民进入巴境人数的四分之一。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内地与西部的联系将进一步加深，西部对对外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发展，势必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民间经济的注意力，而地处边境两边的居民，顺理成章必然会更多地担负起沟通的责任。可以想象，两国边境居民这一桥梁，伴随两国民间贸易的上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巨大的经济互补性为建立与发展民间的经济关系提供了舞台。中巴经济合作已取得很大成绩，合作的潜力也很大。另外，中国内地民营或私营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民间贸易、民间投资、民间技术合作势必将越来越活跃。
五、旅游历来是发展民间联系有主要领域。去年中国公民进入巴境内观光的人数只有200人，占所有赴巴中国人的2．5％。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巴基斯坦还没被列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国家，大多数中国游客不方便前往，但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宣传得不够，很多中国人不了解巴境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除巴北部山区峻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景观，单是当年唐玄奘在巴境内学习佛法两年期间留下的遗迹，就对中国民间具有吸引力。
六、人力资源的交流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巴两国在科技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合作，这方面的交流将会大大增加。
中巴都面临人才和就业问题，由于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异，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培养的机制也有互补性。双方的民间大学间建立交流与合作机制是完全可行的。
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研究机构，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之间的交往尤为重要。民间研究机构可建立对等交流关系，互派学才、访问团组、组织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活动，召开有关研讨会等。
我国前总理朱基在访问拉合尔时说过，“中巴堪称典范的睦邻友好关系，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也为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笔者衷心希望两国之间的交往将会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并造福于两国人民。
（作者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南亚学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共同召开的“中巴关系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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