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官员“下海”经商热之后，许多党政机关干部在这两年内陆续“下海”，许多地方甚至出台政策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主持人语
厘清两种“下海”方式
在讨论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这个话题之前，首先必须厘清这次热潮中两种不同的“下海”方式：一是公务员带薪从商，同时具备官员和商人双重身份；一是官员辞职后再“下海”经商。
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针对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列出了14款“不得为”，其中第13款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前者公然违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明显的违纪违规行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纠正和清理；后者虽然许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但对行为本身法律并无禁止（2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除外），根据公民行使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制度上规范这种行为。两种“下海”方式混为一谈，必然混沌不清。
鉴于前一种方式国家已有明文政策规定，而四川等地也已在开展清理活动，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后一种方式。
记者调查
“海”内生存
他们开始信奉一条潜规则：有些事做得但说不得。因为现有的 离职程序似乎并不能让公众确信，他们的离去是清清白白的
编辑约稿，让调查采访“下海”官员的生存状态。接到任务，连打几个电话，所约对象，一律拒绝。
不得已，只好换种方式找人聊天。结果，得到些实情却下不了笔。因为每一个交谈的人都坚决地说：不能见报！有一位头天晚上刚放下电话，第二天凌晨又来电叮嘱“千万不要写我”，他一定要记者承诺不写他才肯罢休，他担心：“昨天你问得太细了。”
今年初，温州市4名政府“高官”辞职“下海”，在全国引起轰动。其实在此前后，温州辞职“下海”的县处级以上官员不下30人，其中就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叶正猛、市广电局长厉贵旺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建宇等。仅在永嘉一个县，就有县委书记谢炳清、副县长李浩然和副县长郑坚敏3名县级干部辞官从商。而年初的这次“辞官下海风波”，因为有两位副市长吴敏一和林培云，还有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离职的“群体效应”，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据记者多方了解，目前温州“辞官下海”者工作生活基本上都比较安定。以年初反响最强烈的四人为例：吴敏一目前已离开“红蜻蜓”转投上海一家通信公司，林培云就在温州市的新城区上班，他的落脚点是本地的一家规模、档次、效益相当可观的私营企业。为迎接这位新老总，公司专门购置了豪华轿车，还特地挑选了一间大办公室进行全新装修，所配的大班桌比董事局主席还气派。王运正现在已经到任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肩负着温州规模最大的鞋业巨头奥康集团在璧山投资建设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目前他手上的项目正在健康、正常地运作。何包根受到境外企业的邀请担任总经理，如今正在忙于温州市区一家五星级宾馆的筹建工作。
但他们为什么面对媒体如此低调谨慎呢？
吴敏一的遭遇也许能够提供一个答案。据知情人士透露，吴辞官后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本来口碑较好的他引来了许多非议。据说有关部门领导曾找吴谈话，要他“注意影响”；而一些目前仍然在位的官员在私下对吴的行为表示了反感。一位同样“辞官下海”的人还多次提醒吴“不要再炒下去了”。吴今年5月赴上海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从他进入这家被媒体描述为“一见钟情”、“有着恋爱般感觉”的温州鞋企，到离职去另一家上海企业任职，时间不到4个月。他下一步怎么走？曾经那么友善对待媒体的吴也缄默了。对此，不少人认为，吴身处今天的尴尬境地与媒体炒作不无关系。有人甚至公开讲，是媒体害了吴敏一。
许多“下海”的官员坦言，辞官以后，他们最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们不想招惹是非，不愿让人评头论足。一位“下海”的官员私下告诉记者，接受采访，有的话很难说。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别人，许多事情只能心知肚明。他们开始信奉一条潜规则：有些事情，做得但说不得。
但是公众的质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沉默而停息。很多人担心，官员“下海”存在“洗钱”的嫌疑。也有人认为，有些官员在位之时可能利用职权为企业牟取不当利益，但当时并没有收取回报，“下海”是一种“权力兑付”行为。同时，还有人担心，这些“下海”官员在官场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可以利用原有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更容易滋生腐败。
这也许正是这些辞官“下海”者面临的最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想远离舆论的中心；另一方面，现有的离职程序似乎并不能让公众确信，他们的离去是清清白白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集体沉默实属无奈之举。
专家认为，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国缺少健全的官员退出机制，急需通过制度建设，使官员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退出，而这个程序能够确保退出者免受种种质疑。
百姓评论
“下海”是非
支持者：“官本位”思想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反对者：警惕某些官员“下海洗钱”，实现权力兑付
每期话题，我们都会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电，但从来没有一次像“官员下海”这样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鉴于版面有限，我们只能选用其中一小部分。
江西吉安的谢华忠来信说：“我认为机关干部能辞官‘下海’，是一种进步，体现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在逐步走向多元化，‘官本位’思想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些官员的‘下海’对现在一窝蜂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也未尝不是一种提醒。”
湖北英山的胡水雷来信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也曾有过一次‘下海’的经历。那时，我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县给领导当秘书，由于自己不甘心于就这样呆在行政机关，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南下深圳寻工去了。半个多月后，我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月薪差不多抵得上我在内地半年的工资。可哪知我停薪留职的事却在我原单位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我目无组织纪律，要求单位将我除名辞退。有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领导有意见。还有人认为我只顾个人利益，不为单位考虑，不像话。从单位传来的这些消息，让我十分震惊，谨小慎微的妻子三天两头打电话劝我回来。在一番权衡之后，我还是选择了放弃，回到原单位继续我过去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现在很佩服那些‘下海’的官员。”
江苏连云港的吴学安来信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弃政从商对于政府机关来说，是一种人才的流失。而这部分官员大多是经过组织多年培养、公开考核甄选、提拔走上领导岗位的。这部分从政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官员弃政从商，必将加大政府的用人成本，也无助于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目前反腐败的手段和措施还显得相当单薄，现行的官员离任审计、任职回避等制度还不尽完善，弃政从商、辞官‘下海’很容易让一些腐败官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不能排除有部分官员是为了转移视线、洗清黑钱，甚至是实现权力兑付，而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尤其是很多‘下海’的官员在任上就与商界、企业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免让人猜测其辞官之举中可能隐藏着某种玄机。因此，规范官员‘下海’刻不容缓。”
专家分析
“下海”规范
辞职的官员，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身份和 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 还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行政学专家毛寿龙教授认为，公务员“下海”经商，应该有严格的限制。某些地方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是典型的政企不分，会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辞职的官员，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身份和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在这方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有了一些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国家公务员禁止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盈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而且还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2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
毛寿龙说，这些规定都有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减少腐败问题。但是实践表明，仅靠这些规定是不够的：
一是对辞职后的公务员缺乏约束手段。
比如禁止公务员经商、到营利性机构兼职，因为公务员有公职身份，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加以约束。但对于辞职后到与原任职单位有密切关系的营利性机构工作，虽然规定要得到批准，但如果没有得到批准也去任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没有实质性的手段进行约束。
二是公务员离开国家机关后，由于其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即使退休后还可以对国家机关有很多影响力，到营利性机构任职，依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为公司和其个人牟取不正当的利益，导致企业之间争相聘用国家机关的退休人员。国家公务员法律应该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在若干年里禁止离开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直接到营利性机构任职。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态度明确，他认为当前的官员下海，是利用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利的变相表现形式。杜钢建认为，官员就是官员，商人就是商人，二者角色要完全分开。官商一体化，使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对整个社会是危险的。因此官员在自己所属领域“下海”经商，要严令禁止。杜并且建议尽快出台行政检察专员制度，以弥补纪检检察部门对“下海”官员的监督空白。
中央国家机关2004年招考国家公务员湖北考点网上报名日前结束。2003年11月7日，武汉洪山体育馆门前，办理确认资格的数千名考生排起了长队。这种报考公务员热和官员“下海”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百联供图
本报记者 张玫 万建民作者:张玫 万建民资料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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