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建锋
11月6日,在上海“工博会”上采访的记者,意外发现出售上海公交一卡通的公司也开了展台,展台上既可以售卡也可以充值,手中有两张卡的记者,就以为这次终于可以很方便地退掉一张了,不料,与记者此前在购得卡片的地铁售票窗口一样,工作人员拿出一张纸说:照上面的两个地址去退吧!
一两千个卖卡充值点与两个退卡点!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市民和新闻传媒玩了三年多的游戏,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工博会”展馆的此种遭遇,此前此后乃至三年来一直在上海本地的传媒上大遭挞伐,而记者在11月7日采访上海交通卡有限公司时发现,这家新兴的市场垄断者,依然没有对此重点注意和理睬的迹象。
一难竟然三四年
上海交通卡有限公司发行的一卡通,已经普及了上海的各种交通工具,十分方便出行,在几乎所有的公交售票点都可以购买和充值。数月前记者也买了一张(内有30元钱押金)。不久,有朋友来上海小住一段时间,于是便有了第二张。朋友走后,记者这才发现,这卡的押金退起来,太难了——去当初买卡的地铁售票窗口,售票员递出一张纸说,就两个地方可以退,你去那里退吧!记者一看,“泰兴路218号和梅圆路389号”,两条马路都不知在何处,为了区区30元钱,找到这两个陌生的地方去,除了路费,尤其是要搭上半天的时间,30元钱似乎担不起那个成本,便暂且作罢。
记者随后在网上搜索,赫然发现原来这件“小事”其实“很是不小”,居然早在三年前就有许多市民多次反映,上海的媒体也在三年来多次作出批评报道,而这家公司这张卡给在上海的和来过上海者造成的难题,依然和三年前一模一样——三年来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这张卡的面前,停滞了?
11月4日,在长江三角洲十五个城市出版的东方早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公交卡退卡难’难在体制”的文章,文章说,“购卡点有1000多个,退卡点却只有两个,这正受到越来越多沪上公交卡用户的抱怨……”
东方早报在文中引用了外地人小陈的经历——“在许多便利店都能买到公交卡,为什么退卡点却只有两个?”外地人小陈来沪后一直使用公交卡,但想退卡时却发现,“方便”的公交卡突然变得“不便”起来,最后因为没有时间排队,小陈只好带着卡离开上海。
而早在2001年7月15日,新闻晨报便刊登了一篇题为“上海公交一卡通买时容易退时难”的报道。
从2001年到2003年11月,记者在网上搜得的上海市民投诉和上海本地媒体采写的有关上海交通卡买卡容易退卡难的文章有数十篇。
不仅仅是退卡难,如果很不幸,哪位先生的卡失灵了,那么修起来,据报道,更难。上海某报刊出了一篇题为“修张交通卡竟要20天”的报道,文中说,交通卡公司表示按程序20天是正常的。地铁站一般要过一两天才能把收集到的坏卡送到维修中心卡中数据一般5天后才能到达维修中心维修人员才能将卡修复。
除了难,退卡者还很可能面对“不仅不能退卡,而且买的卡还被没收”的境遇,2003年1月17日,有媒体刊载了一篇题为“‘一卡通’退卡被‘卡’”的文章,该报记者在退卡现场发现,一位中年男子正在与营业员交涉:“一卡通上又没写明损坏要没收,我花了30元买了卡,你应该还给我。”原来,中年男子将一卡通放在口袋里时,不小心将卡折了一下,弄出一个印子,几天前交给营业员后,不显示余额,营业员送公司修理。可是,那天来取退款,却被告知:“卡是人为原因弄坏的,除了30元不能退还,卡也不能退。”
退卡难滋生非法中介
11月10日,显然针对近几天来数家媒体对交通卡退卡难的批评报道,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便利卡如何更便利——公共交通卡公司总经理答记者问》的文章,该公司总经理丁伟国这样回答退卡难的问题:“公共交通卡所提供的是支付手段的便利,而不是简单的付费而已。非接触式IC卡可反复使用10万次以上,这正是它节约社会资源、减少浪费的优势。所以,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卡不必反复购买、退卡……尽管如此,我们也考虑到一些市民出国、留学以及国内外游客等特殊的退卡需求,将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适度地在机场、火车站等处再增设一些退卡网点。”
对于该公司总经理丁伟国所说的“合理、适度地在机场、火车站等处再增设一些退卡网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11月7日下午,已经获得了该公司自称姓“马”的一位女士的解读:“我们在上海火车站设了一个点可以维修和退卡,也准备考虑在机场设立一个。”
2003年9月,在回答解放日报的报道时,该公司说:“交通卡自1999年面市,根据对已发卡的使用记录追踪来看,大部分都有不断充值的记录,退卡的概率很小。退卡点之所以只设两个,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特殊人群’退卡套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限制市民重复购买新卡,因为一张交通卡的理论寿命可使用10万次,即可终生使用,而如果使用几次便扔掉的话,将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为此,公司还规定对于余额超过10元的交通卡退现,收取10%的赔偿费,以此约束退卡。”
此前的回答,也都大同小异。而根据该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退卡的时候如果卡里还有余额没有用完,必须得要拿出购买交通卡的原始发票和本人身份证,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忘记开发票,那么,除了押金30元钱,卡里的余额一样是退不了的。
东方早报11月4日的报道中说:“交通卡公司表示,他们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外地用户和百分之九十几的旅游者来上海购卡,为了留作纪念,都会把卡带回去,不会选择退卡”、“交通卡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更为直接:‘退卡的主要人群并非自费购卡的老百姓,而是有人用公交卡行不正之风’。”
现实的不便使上海市也活跃出一批非法的退卡中介—黄牛党。
11月4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说,接到报料后记者栾吟之来到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发现附近“一些小店公然挂出‘回收交通卡’的牌子。江苏路上一家小杂货店老板告诉记者,他们收购‘一卡通’和大众出租车票,一般开价不会很高,但最终都以九折‘市场统一价’成交。据说,到这儿兑现的人,少的一两百,多则上千元……”
专家舆论疾呼打破垄断
11月7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交通卡公司负责宣传的包女士将电话转给那位自称姓马的女士,因为据称11月6日这位马女士也去了工博会现场的展台。
对于可否不再收取30元押金或者将押金尽量降低的建议,她回答说,这张卡的制作成本很高,不是银行卡所能比的,而且公司也是从制作公司购买来加以格式化之后再投入使用的,每张卡的成本就要花去接近25元,因此要降低或者不收取押金的建议,是不可行的。
本报记者随后打电话到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客运处,该处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起初说,不知道交通卡的主管部门是谁,后来又说,主管公交运行的确实是该处,不过,该处乃至该局只不过是根据市里的要求,推广交通卡一卡通,只管推广,其他的事情都不归这里管。
只管推广,不管运行服务?那么由谁来管交通卡的运行服务?这位工作人员说不出来,至于是根据哪个部门和哪个人的要求推广交通卡,他也是说不上来。
不过专家和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倒是有一致的看法。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汪亮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造成公交卡退卡难的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他说,现有的规定中并未规定退卡点的数量,而实际上很多人即使了解到退卡的困难,由于没有其他企业提供公交卡服务,也还是要买卡。如果有一个竞争对手,设了10个退卡点,使一半消费者被分流,交通卡公司就会考虑消费者的反应。
青年报的评论员在报上呼吁:一、交通卡公司应尽快增设退卡点;二、公共交通卡在有关政府部门和公众的监督下,由多家公司发行包括退卡回收业务;三、将发卡权进行公开招标,用竞争对垄断运行提前加以约束,以降低垄断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甚至于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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