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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最基本的经济细胞——企业。
中国改革开放25年，解放了思想，打破了旧有体制。
束缚企业的绳索一道道脱落，获得了新鲜活力的企业正在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企业将担负什么样的使命？
新时期中国人生产能力与生活品质的开拓者、创新者、改革者！
新世纪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最强有力的推动者！
天降大任，无所辞让。
富民强国，兴企振邦。
时值《科技智囊》“百期百年”专题
我们为中国企业呐喊助力！
我们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
我们为中国人民进取图强！
一日万里，25年弹指一挥间
中国改革开放25年发展历程，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国力提升了、产业发展了，经济强大了，人民富足了。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综合国力：经济增长率高过世界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
经济结构：一产、二产、三产稳步发展、日趋完善。
企业实体：体制创新、思想解放，成为最活跃的经济细胞。
人民生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生活品质提高。
时间荏苒，25年弹指一挥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高速飞驰的国民经济，这波澜壮阔的盛世伟业，让我们领略了人世间最壮美的豪情！
而今，蓦然回首，旧貌换新颜。我们的身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不禁让人惊叹，这25年是天上还是人间！？
数字里的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思考
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中的崛起，依靠的是高速成长的三大产业，依靠的是农村与城市的全面发展，依靠的是千万个活跃的企业实体，依靠的是亿万名勤劳质朴又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
分析中国25年改革历程与喜人成绩，我们不能割裂地看、片面地看、表面地看、例行公事地看，而应上下贯通、层层分解，以大观小、以小见大，从中挖掘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来，从而焕发出新的火种与激情来。25年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未来的起点，总结过去是为了发展明天。在欣喜之余我们更应冷静地看待历史、现在与未来，为下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25年、50年、100年积蓄更大能量、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奇迹！
数字是历史最真实的刻录，图表是现实最形象的语言。以下，我们就主要借助“数字与图表”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剖析我国25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与内在动因。
1、宏观看增长——国力增强，世界人民有目共睹。
1)经济总量：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95933.3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1989年我国的GDP仅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8.2%、15.1%、37.9%、53.3%和45.6%；到2001年，除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外，已分别相当于德国、英国和法国的63%、81%和89%。与1989年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由世界第八位跃居第六位。
2)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1989年至2001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9.3%，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快6.1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3)国际竞争力：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评价结果表明，中国2002年的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第31位，比2001年上升两位。
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发展变化巨大，取得的成绩毋庸置疑，世人有目共睹。但我们仍不能盲目乐观。量的积累、速度的提升只是腾飞的基础燃料与初始动力，真正的竞争与角逐还在后面。它依靠质的变化、效率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
GDP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人均GDP水平则显示了一个国家当中每一个国民的生产效率、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从数字显示来看，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2398亿元人民币，约为12337亿美元。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189美元，仅排在世界第46位，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2.26%。因此，21世纪，我们在关注总体增长的同时，更应注重个体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差距的存在，也说明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还蕴藏着巨大潜力，而它一旦完全爆发，再乘以13亿人口的基数，世界格局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2、中观看结构——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是支撑。
1)三产比重：1990-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0%，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2%和8.3%。三次产业增长速度的不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89年的25.0:43.0:32.0，再变为2001年的15.2:51.1:33.6。与1978年和1989年相比，2001年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2.9%和9.8%，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了3.1%和8.1%，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了9.9%和1.6%。
但是，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在60-8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35%，而我国2001年的这一比重仅为33.6%。
2)就业结构：1978年至2001年的23年间，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增加了3亿人，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加了7012万人、9453万人和约1.4亿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78年占绝对优势的70.5%下降到1989年的60%，再下降到2001年的一半左右(50.1%)，平均每年下降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由1978年的12.2%上升到1989年的18.3%，再上升为2001年的27.7%,平均每年上升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23年间仅上升5.9个百分点。
评价：GDP的增长来自于三个产业增长的强力支撑，GDP总量由三个产业的增加值累计而成。因此，分析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必须深入到中国经济结构的组成与变化中去。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25年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一产(农业)与二产(工业)两大产业，而三产到目前为止还比较薄弱。
同样，产业结构之间的比重只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重“量”、也要重“质”，重总体上的平衡发展也要重各个产业自身的增值能力与资源利用效率。显然，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还有待快速提高，“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等基本国策还应继续深入下去、贯彻到底，我国的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的增长潜力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GDP才能实现新一轮的增长。
3、微观看个体——产业发展，企业是最大的推动力。
1)国有企业：520家国家重点企业改制率达83.7%。
总体实力：1989年到2001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7%，比GDP年均增长9.3%高出2.4个百分点，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2.3%，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0.2%，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5.5%，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1.1%。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就业人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50%以上。
重点企业：按销售额排序，排在中国企业前10位的都是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11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跻身世界500强。在520户国家重点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514户，只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0.3%，但2001年其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的59.2%，销售收入占41.9%，实现利税占47.6%，实现利润占49.4%。
企业组织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转换。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520户国家重点企业改制面达到83.7%，一批国有大型企业相继在海外上市。
下岗再就业：1998年至200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产生下岗职工2550万人，其中有17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3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养等方式得到安置。
2)民营经济：非公经济对经济贡献率达43%。
经济规模：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1997年，中国私营企业为960726户，从业人员1349万人，注册资金5140亿元；到2001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与90年代初期相比，私营企业产值增长了117倍，私企总数增加了19.5倍，注册资金增长了154倍，就业人员增加了5400万人。
经济贡献率：据不完全统计，加上个体工商户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中国目前非公有经济领域从业人员已有上亿人，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十多年前的不到1%提高到43%。
评价：“520户国家重点企业改制率达83.7%”，“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贡献率达43%”。中国的工业发展中诞生了像海尔、长虹、红塔等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企业；中国的农业发展中涌现了千千万万独具特色的乡镇企业；而后联想、万向、横店、正泰等民营企业相继成长壮大，成为国人的骄傲。
可见，企业——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细胞，它不仅吸纳大量劳动力，生产绝大多数社会消费品，在深层意义上还扮演着社会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它们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本身就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中国25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在于解放了思想、转变了观念，革新了体制、激活了个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的发展折射出的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
风云际会，改革开放惊世人
21世纪，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国际局势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前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实现既定目标，我们不但要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之路,还要脚踏实地，形成核心竞争能力。
以25年之丰硕成果及改革积淀，结合未来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再来展望21世纪头20年我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产业发展道路、企业发展方向，眼前自会有一番新景象、新气象。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民为根、以人为本”，富民强国，人民是根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对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构想，中国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即：从1980年算起，第一步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时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
“三步走”的目标不但描绘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战略的整体发展构想，同时也指出了中国人民生产与生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前进路径。25年的努力，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今，当我们要实现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社会”的迈进时，就应该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当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超前于精神生活时，我们需要的是“文化”与“思想”的进步和创新。一方面“饮水不忘挖井人”，一方面还要“富而思进”、“富而求变”，腾挪出更多的精力学习、创新、实践与自我突破，站在国际的大舞台上思考如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人民的生活质量。
中国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0一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确定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在此，我们需要对“小康社会”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中国数字黄皮书》中指出：“小康社会本质上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个集约化社会、流动性社会、数字化社会、学习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集合体。产业结构高度均衡，生产方式分散化和生活方式多元化，人和物快速、低成本、自由流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电子服务的普及，终身自由学习和知识便利化以及人、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康社会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最大化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和知识需求，用知识改造自己，改变每个人的命运，用科学技术武装产业、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综合竞争能力。根本而言，它是通过改变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模式，重新界定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彻底解放每个人的生命力及生产力，合理利用资源、创造性发挥其内在潜能，并最终达到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小康社会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建设的宏伟蓝图，同时它还将彻底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
2、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提升生产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国民经济要跨越式奔向“现代化”。
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其中，十六大特别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但进一步强化了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心，同时指明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和探索新的增长模式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质”的突破。这一伟大战略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精辟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在论述经济工作方针时，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教育和科学与农业、能源、交通并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矛盾的焦点是效益太低，解决这个矛盾，归根到底，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为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中共十四大再次强调，“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及1996年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十分鲜明地突出以“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为主线，并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大战略举措。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体”，“知识”与“人才”是关键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资源利用率、高附加值产出、集约经营、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重要的不是产业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能赋予它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从哪里来？由谁来培育和发展？在哪里生根发芽？通过什么反映出来？怎样持久地维持下去并不断创新、丰富？
3、打造“百年”企业，成就百年梦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无论姓资、姓社，推动生产力是第一目标”。中国经济大舞台，中国企业要提气。
“打造百年”企业，回答了以上一系列问题。
人民要小康、经济要发展，谁是最终的推动力——中国企业。无论它是什么成分，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只要它在中国，是中国的企业，就责无旁贷地要担负起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尽好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一份义务与责任。
而仅此还不够，它还必须具有长远的目标、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及持久的专注度和稳定的发挥水平，不断自我突破和创新，与时俱进、持续增长，才能做到“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己亦有利”。
如何能做到？就是要拿出做“百年企业”的气魄和心态来，励精图治、奋发向上，将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将企业内部的生命结构与企业外部的生态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做出社会的表率来，引领行业方向、引导市场消费。
做企业本身，就是在做人。历练人、吸纳人、培养人、改变人、提升人，百年企业培养的是社会的精英份子，而社会的精英又带动了更多的人成为精英。他们通过实践中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最终使企业获得了经济财富与社会地位，个体提升了生活品味和生命质量，并对周围的企业、个体形成传导作用、链式反应和集聚效应，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一个产业兴起了、一个地区富裕了、一个国家亦强大了。
由此可见，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那些最基本的、独立的、活跃的经济细胞——中国的企业。它们是改革的试验田、科技研发与应用的推广者、人才与产品的培育者，以及优秀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播者，而卓越的企业传播的都是做“百年”企业的心态、成就“百年”企业的心法、打造“百年”企业的心得。企业不立志“百年”，员工就要下岗、社会负担就要加重、国民经济就要受影响，我们不要“短命”的企业、“瞬间”的辉煌，我们要的是“民族”的脊梁、“人民”的英雄。
“百年”是一个梦想，它寄托了每个中国人的世纪之梦、寄托了中华民族富国强民之梦，而中国企业就是这个梦想最直接的实现者与实践者。我们期望有这样的梦想的企业更多一些，发展更久一些，并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其中都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为民族复兴，百川聚海竞波涛
中国25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得以成为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的主体，政府则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上，“国退民进”的步伐正阔步向前。回顾中国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其意义之深远、道路之曲折尤让人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更需好好珍惜。
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发端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已走过了25个年头，并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1978-1984年)
改革前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大一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国营企业，尽管存在少量集体企业，但其管理体制与国营企业并无实质区别，其他所有制企业则根本不存在。国营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党和政府计划下的行政机构。这类所谓的“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既无独立性，更无创造性。它们接受政府的生产指标，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利润由政府统分统配，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企业经营机制传统、僵化，企业效率低下。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政府提出了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
“放权让利”是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物质激励，以调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其基本内容是：企业可以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自主安排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自销部分产品；国家与企业以经济责任制的形式确定二者的责任与利益关系，允许企业有一定自主分配的财力和经济利益，以使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1984年5月，国务院明确了国有企业可以享有十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产品定价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资金使用权和联合使用权。
评价：“放权让利”是对中国企业“生命力”的第一次松绑，在政府计划范围外，中国企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儿“自留地”；十方面“自主权”下放进一步激活了中国企业的“独立生命意识”，一个强大的生命群体逐渐形成。
探索阶段(1984-1991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鼓励全民、集体、个体、外商等不同所有制经济进行合作、合资、联合，小型国有企业可以“租”、“包”给集体企业或个人。
1986年12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企业资不抵债时可以申请破产。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股份制作为一种财产组织形式，可以试行。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
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第一次会议通过《企业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该法律将改革以来国家搞活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概括为十三项权利。
另外，这一时期还相继出台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三资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保护非国有经济的政策法规，这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被明确为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最突出的改革是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即“两权分离”)，具体措施主要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制。
非国有经济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突破性发展。1984—1991年，国有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8.3%，而非国有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则高达23.9%，其中，集体工业平均仅为19.7%，城乡个体工业平均为45.4%，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平均为47.3%。
1991年，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43.8%，比1984年的30.9%高出1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5.1%。这反映出市场化为非国有企业带来的效率远远高于基本上仍由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较为独立的市场权利，追求更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已具有典型的市场特征。
评价：国有企业改革重心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即“两权分离”)，具体措施主要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非国有经济实现“突破性”发展，“市场化”是其核心助推器，“独立的市场主体”、“独立的市场权利”、“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其根本保证。至此，中国企业两大方阵形成，“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突破均获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规范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南巡时的一系列讲话，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确定了基调。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将《企业法》规定的企业十三项权利进一步扩展为十四项权利，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奖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其宗旨是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都要进入市场，在市场上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国有企业应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发挥其主导作用；股份制有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资金的作用，要抓紧制定或落实有关法规，使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有秩序地健康发展。由此，中国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正式确认，中国企业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国有企业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此，国有企业的改革由偏重于放权让利转变为着力进行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创新；同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公司法》，提出不同产权主体投资设立公司，其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写入了1999年修改的《宪法》。由此，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有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正式肯定。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要实现股权多元化，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以实现公司制改革的规范化。
2001年4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事部、劳动与保障部联合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企业行政级别，管理人员不再享有国家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待遇。除应由出资人管理和应由法定程序产生或更换的企业管理人员外，对所有管理人员都应实行公开竞聘、择优聘用，也可以面向社会招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为主体)是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1994年底，全国已有3.3万个股份制企业，有78.4%的股份制企业认为改制后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效益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鉴于改制的成功，国务院于1994年11月确定100家大型国有企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企业，由此拉开了国有企业大范围规范改制的序曲。
在大型试点国有企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及其他出资者，按照持股比例依法享有股东权利，出资者不能抽资，企业产权可以依法转让；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再依赖于政府，也不再套用行政级别；在企业内部，根据决策、执行、监督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原则，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机构，各司其职，有效行使决策、监督和执行权；取消企业管理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企业经营者由董事会聘任，企业与职工之间实行双向选择制度；在财务会计制度方面，全面实行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必须参加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逐步做到由社会保险组织统一经办和向职工支付。由于试点企业一开始就走上了规范化改制之路，因而改制工作相当成功。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改制不断向纵深发展。到2001年底，在国务院及地方列入试点的271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1994家的母公司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占73.6%；国家520家重点企业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有430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占82.7%。在此期间，其他国有企业的改制继续深入并全面展开，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
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公司股票上市的规模不断扩大，相关法规不断完善。1992-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由53家增至1160家；年筹资额由94.09亿元增至1252.34亿元，其中2000年的筹资额曾高达2103.08亿元；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由3.93%增至45.37%。这期间，相继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这些法规成为上市公司规范运行的重要保障。
由于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对非国有经济市场地位的确认和保护，因而非国有经济在这个时期继续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还体现在广度上。从增长速度上看，1991-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3%，而非国有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则为24.3%，其中，非公有工业(包括个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5%。2001年，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78.3%，比1991年的45.8%高出32.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5.51%；从广度看，非国有经济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领域，甚至属于国家垄断的一些行业，如银行业、邮递业等，非国有经济也已部分进入。
评价：通过以上对中国企业市场化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发展更多地得力于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改善，从“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与政策法规都有力地解决了国有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遇到的瓶颈问题，国有企业从而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发展中完成企业“内部生命结构”的各项重大改革，从非独立生命体最终变成具有市场自主权的独立生命体；而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更多地依赖于自身内在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抗争，在没有倾斜政策、优惠条件的“倚重”下，却较国有企业先行步入了“市场经济运行轨道”，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进而依靠高速的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开始大规模地向各个行业领域渗透、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它们取得了独立的生命意识与必要的生存资源的同时，都担负起了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任。它们在新的组织机制与生存法则下运行，彼此相联又相互独立，每个个体的生产更加有效率，生活更加有质量，生命更加有价值。无论它们的规模大与小、能量高与低、年龄大与小，成绩多与少，资本厚与薄，它们都是这个经济大舞台上的主角，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中流砥柱，关于它们的身手如何、技艺多高，我们只需拭目以待，30年后自有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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