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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死：死于顺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越是平坦宽阔的大道，开车时越容易出问题。因为道路太平坦，视野太开阔，人的精神就容易麻痹。所以，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高速公路时，都会故意裁直取曲，故意设计一些弯道。做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人生太顺利了，便难免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而如果这个人又恰巧是一个企业家，那麻烦了，他的企业离“出事”不远。所以
，有人说做企业不怕不赚钱，就怕一开始就赚钱，而且赚大钱。一开始不赚钱的企业，只要他熬得住，方向对头，早晚有赚钱的一天；而一开始就赚钱，而且赚大钱的企业，他赚的钱早晚都会是别人的，他等于是在替别人打工，替别人看家守业。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顺”，人一顺，就不太容易守“规矩”，把“规矩”放在眼里，将“规矩”当一回事。
2003年5月25日，长沙警方拘捕了一个叫做李忠文的人。据说李忠文是被他的一位债主在匿迹潜形追踪一年后，向警方检举揭发而遭拘捕的。被拘捕时，李忠文正在长沙的一个茶馆里喝茶。
说起来，李忠文也是穷苦出身。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从小吃不饱穿不暖。19岁时被人推荐到天津当学徒，学习做鞋。由于为人勤恳，吃得了苦，很受师傅器重，学了一身做鞋的好手艺。又因为做人警醒，头脑灵活，受到同为温州老乡的老板的喜爱，老板出门谈生意时，经常会带上他一起去。有这样的条件，加上自己留心，没多久，李忠文就将鞋业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弄了个门儿清。
李忠文心很大，看见自己的温州老乡都在外面当老板，而自己只能当一个打工仔，很不甘心。1994年，羽翼渐丰的李忠文辞了原来的老板，借了4000块钱，和哥哥两人开始在天津打江山。
李忠文和哥哥吃了很多苦，饿了经常只能啃两口馒头充饥，冬天因为买不起被子，只能穿着军大衣过夜。李忠文和哥哥经过一番考察，看上了天津一家叫做“华清池”的老式澡堂子，他计划将其改建成鞋业专卖店。为了省钱，从粉刷房子到买各种装修材料，哥儿俩都是自己动手。温州和福建晋江同为中国的鞋业之乡，李忠文又在鞋厂做过几年，有一些关系，半买半赊很快解决了货源。李忠文很有生意头脑，看到天津当时商店里的鞋都卖得很贵，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将所有的鞋廉价销售，生意一下就红火起来。李忠文第一次做生意，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个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为他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收入。
初步富裕起来的李忠文心更大了，那个“澡堂子”鞋店除了一部分自己经营，他又分出一部分进行出租。看到李忠文的鞋店生意红火，别人都愿意出高价租赁他的铺面。李忠文这样做，一方面分散了风险，另一方面收取租金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运营。这是李忠文与众不同的一面，也是他为人精明的一面。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经拥有4家鞋店，每家单店面积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错。
但是，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李忠文却突然决定将这4家鞋店都关掉，而另外租赁了5个店面，每个单店的营业面积都扩大到上千平方米，同时打出“百信鞋业”的旗号，以“平民化，低成本，低价位”为号召，搞起“鞋业超市”，并引进连锁概念，对外号称“中国第一家鞋业连锁企业”。全新的经营模式，超低的商品价格，引来社会上好评如潮，慕名而来的顾客整天挤满了店堂，为李忠文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李忠文慢慢觉得光是一个天津已经不够自己施展了。他决心顺风扯帆，将“百信鞋业”之花开遍全国。从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时间里，“百信鞋业”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80家连锁店，旗下拥有了2.8万名员工，总资产达到30多亿元。李忠文的鞋店，大的单店面积超过1万平米，小的也有1千多平米，显得大气磅礴，气势非凡。
李忠文的生意做得简直是太顺了，顺得让别人眼红，顺得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做梦一样。这时候的李忠文已经不仅仅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誉为“中国鞋王”。过顺的境遇使得李忠文豪气爆棚。他宣称，到2002年，“百信鞋业”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他自豪地宣称，他的习惯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如果哪家百信鞋店在当地的销量不是第一，他宁愿关掉它。
就在李忠文宣称他的“百信鞋业”要在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时候，灾难开始了。李忠文开鞋店，采取的是家电经销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厂家先垫货，待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商家给厂家结款。这种运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商家资金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百信”起步的时候，李忠文的信誉非常好，说好10天给厂家结款就是10天结款，最多不会超过15天。
但是随着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时间内一下开出几十家店，而且单店面积越来越大，最大的超过1万平米。这些店铺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使“百信”的资金始终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百信”开始对厂家失信，结款的日期越来越长，厂家怨气日积月累。与此同时，“百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老板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跟不上企业的发展，管理混乱不可避免。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开始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劣质商品开始大量涌入“百信”，原来打天下仰仗的两项利器，一是廉价，二是质优，现在廉价仍旧，质优却已经谈不上了。顾客的不断投诉，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因为产品质量问题，“百信”销售额急剧下降，使本已紧张的资金链进一步绷紧。
“百信”内外交困，李忠文看起来固若金汤的企业帝国变得岌岌可危。正在这时，百信一直存在的“偷逃税”事件被揭发出来，成为了压折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由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百信东北分公司”，被“百信”拖欠着上亿元巨额货款的各地供应商闻风而动。李忠文的“百信”帝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李忠文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许下一大堆诺言，开出一大堆空头支票，然后逃之夭夭。这次李忠文在长沙的被捕，便是被人控告利用空头支票进行诈骗。
总结李忠文的失败，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顺”。李忠文太顺了，顺到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往而不利。因为他在天津开店，铺面越大，赚钱越多。他就将“大铺面赚大钱”当成了真理，在全国各地无限制地复制，以至于在一个只有几十万人的地级市，他也能开出一家足有上万平米的鞋业专营店，全然不顾当地消费能力。“百信”前期开店，开一家赚一家，后期开店，开一家赔一家，就显得毫不为奇了。
老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从不少民营企业家的失利中都能看到“顺境”下的阴影。史玉柱是这样，怀汉新也是这样；吴炳新是这样，胡志标也是这样。当年李嘉琛做华豫，做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做一个木纹加工器技术，赚了18万元；做一个人造大理石技术，赚了600万元；做一个合成燃料技术，3个月仅招待各地的取经者门票就收了300万元，转让费又收了2000万元。于是李嘉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企业不但要搞发明，还要搞房地产，还要进军医药行业。于是，一个房地产赔了几百万元，一个“鞋足香”又赔了几千万元。企业几年的积蓄，在随后的一两年里败了个一干二净。李嘉琛想不明白呀，自己这么聪明的人，几乎是干什么成什么的人，怎么就做不了房地产，做不了医药业呢！最后竟逼得自己非得卖掉企业，非得再赔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去还银行的贷款。后来李嘉琛到北大去读书，再后来李嘉琛终于想明白了，心境也平顺了。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正在求职：“我要求的年薪是12万。但如果企业有发展前途，我也可以做司机、助理，一个月给我三四千元也行，因为打工也是一种学习。”中国搞市场经济短短的二十几年，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英雄，这些企业、这些企业英雄而今安在？《科学投资》认为，企业、企业家境遇过“顺”是祸不是福，过“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敌，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大敌。
中国民营企业第二死：死于情
人是讲感情的，这感情无论是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无论哪一种感情都弥足珍贵。当你创业的时候，当你做企业的时候，往往都需要这些感情联结起来的亲情、友情的帮助。但是处理不好，这些亲情、友情也会成为你做企业的累赘。“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话说起来冷酷，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却是真理。做企业的人，应该时刻铭记在心。
当武东福做企业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他记念着那些江湖上的朋友，将他们都召之麾下，给予最好的待遇。甚至有时候，宁肯自己吃亏，也决不肯让朋友吃亏。这些朋友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予了武东福最大的帮助。武东福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这些朋友的帮助。
武东福是湖南衡东现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个白手起家的典范。早在80年代初，某国防工办搞乳化炸药承载体，请了许多的专家学家也没有弄成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武东福听到讯息后主动上门请缨。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是一个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的年代，某国防工办竟答应了他的请求。要是放到如今，这真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而武东福竟也就将这个众多专家学者也没有搞成的东西搞成了。武东福声名大噪，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连中央电视台都来做了专题报道。因为搞的这个乳化炸药承载体与节能有某种技术上的联系，武东福顺势成立了一个节能工程公司。仗着武东福的“名人”效应，公司很快搞得红红火火。武东福成为了“湖南省第一个百万富翁”，那时候张跃、张剑兄弟的长沙远大还没影呢，“湖南首富”的帽子落在了武东福的头上。武东福想自己能有今天，全亏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帮农民兄弟瞧得起，现在自己富了，他不能亏待了这帮兄弟。
武东福就想着法子帮着他的这些兄弟。他在自己的节能公司底下成立了十几个分公司，好兄弟一人一个。他规定这些分公司只需要向上级公司交一些象征性的管理费，其他赢利都是自己的。这些兄弟怎么回报他呢？他们开始还严格按照规定办事，按期上交管理费，慢慢有人就看出武东福“仁慈”、“好说话”，于是管理费不交了，管理费慢慢变成了白条。武东福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们将白条兑现。不但管理费不交，这些“兄弟”还想方设法从武东福的总公司弄钱。他们要求武东福担保贷款，武东福总是有求必应。武东福讲义气。这些兄弟算是看清楚了武东福，并且吃定了他。为了照顾与自己一起打江山的这帮农民兄弟的面子，在武东福经营公司的这些年里，衡东现代节能工程公司从来没有向外面招聘过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和大学生。他的理由是：“这些人进来之后，会看不起我这帮农民兄弟。”
武东福还是一个非常讲社会责任感的人。在衡东当地，到处都树满了刻有武东福名字的功德碑，几乎每一块碑后，都是一大笔捐款。武东福在公司成立最初，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凡是自己获得了一块钱的利润，就必须无偿地捐出8毛钱给社会，自己只留下2毛钱用于发展。不但自己这样做，他同时要求分公司经理，他的那些“农民兄弟”必须三七开，赚一块钱，自己只可留3毛，7毛要捐给社会。他的兄弟们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反正他自己是严格做到的。
武东福的企业办了十几年，自己的帐上竟然没有一分钱的积蓄。这样靠义气经营的企业，分光用尽的办企业方式，企业的发展后劲可想而知。湖南省衡东现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在经过最初几年的红火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沉寂。由红火而至平淡，由平淡而至落寞，可叹武东福自己竟毫不自知。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捐出了100多万元去搞光彩事业，帮助穷人。
武东福很快变成了一个穷人。2000年8月，武东福因为一张别人拿来抵债的价值2.084万元的虎皮被警方拘捕，在牢里坐了4个月。当他出来后，发现自己昔日的那些兄弟早已作鸟兽散，十几家分公司只有两家分公司的兄弟还在坚定地等着他，要与他一起东山再起。武东福心灰意冷，将他们尽行遣散，不但如此，他还坚决地与自己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他的理由是：自己已然如此，何必还要连累别人。
说到底，武东福是落在“义气”、“感情”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武东福，做人是个绝对的好人，但是做企业非垮不可。“但愿君心似我心”这样的事，在现代社会哪里去求？他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这样做！如果武东福早生个千把年，比如说在大宋时代，在水泊梁山，武东福绝对是个一等一的好汉。但是在现代社会，现代企业讲究的是个制度，照章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武东福的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
当感情战胜理智，很多不可思议，甚至荒唐的事都可以发生。在山西榆次，有个鼎泽洲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砖块成型机，在当地很有名。公司董事长叫王永昌。1999年，王永昌为公司招来了一个能人，叫做郭瑛。郭瑛以前做过传销，能说会道，很得王永昌欢心。郭瑛确实也很能干，能吃苦，会来事，在任鼎泽洲销售部经理的时候，很快就将鼎泽洲的产品推广到了全国。王永昌很庆幸自己慧眼识人，不但将自己的轿车让给了郭瑛坐，而且还替他买了一套大房子。另外，除了拿销售提成，在王永昌的坚持下，公司还将郭瑛的年薪提高到了10万元，这在相对贫困的山西，简直是天价。王永昌待郭瑛不可谓不厚，投入不可谓不巨。而郭瑛投桃报李的结果是：出走！1999年，当郭瑛感觉自己羽翼渐丰的时候，悄悄离开了鼎泽洲。
他想自立门户，自己做一番事业。而他做的事业是：挖鼎泽洲的墙脚。然而，让郭瑛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道行竟是如此之深，看起来简单的砖块成型机，做起来竟是复杂异常。郭瑛以失败告终。走投无路之际，他只有再回头央求原来的东家原谅自己，重新收留自己。而王永昌不仅不记前嫌，当2000年10月，重回鼎泽洲的郭瑛提出销售部经理的职位太低，与自己的能力不相称，想当公司副总时，王永昌二话没说，立刻就提请董事会进行了任命。以王永昌的忠厚想法，人是讲感情的动物，死刑犯尚能感化，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郭瑛。
可惜王永昌是这样想，人家却不这样想。掌握了大权的郭瑛开始静悄悄地对鼎泽洲进行“改造”。首先，在销售部排除异己，将销售人员全部换成自己的心腹，将公司广告上的销售电话换成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使鼎泽洲的客户资源慢慢尽在掌握。当有人发觉郭瑛的“不轨”行为后，向王永昌告发，王永昌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支持郭总的工作。”其次，窥视企业的技术机密。郭瑛的第一次出走，自立山头，就是因为技术不过关而落败，现在王永昌不记前嫌，给了他一个公司副总的职位，这样的天赐良机，郭瑛岂能浪费！很快，作为鼎泽洲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的技术部门就被布置上了郭瑛的“密探”。
2001年10月，当王永昌出国考察，委托郭瑛全权主持公司工作时，郭瑛的技术“密探”开始发挥作用了。鼎泽洲的核心技术机密，连图纸带数据，被他的技术“密探”一扫而空。在郭瑛的指使下，这些“愿意跟着郭总走”的技术人员在“copy”完鼎泽洲的所有相关技术数据之后，还将这些技术数据从鼎泽洲技术部的计算机里删得一干二净。郭瑛这样做的意思很明确：以后砖块成型机这一块儿业务你王永昌别做了，有我郭瑛一个人玩儿就足够了。
郭瑛做完了这一切，在王永昌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当天，他竟还去向王永昌当面辞职，称自己即使离开了鼎泽洲，仍旧是鼎泽洲的一员，有义务帮助鼎泽洲，愿意随时为“王董”效劳，并且保证，永不仿制鼎泽洲的产品，不涉足砖块成型机行业。可怜王永昌蒙在鼓里，竟为郭瑛的一番说辞而感动。
郭瑛离开鼎泽洲后，立刻注册了“东方天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除了名称有所改变，几乎就是鼎泽洲产品的翻版。在郭瑛公司的冲击下，失去了独占技术，又几乎失去了所有客户资源的鼎泽洲一败涂地。一筹莫展的王永昌不得不向公安局报案。2002年1月25日，郭瑛以涉嫌侵犯他人商业机密罪被捕。郭瑛得到了惩罚，王永昌和鼎泽洲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王永昌看来，人是有感情的，只要自己真心待人，真情付出，总是能够得到别人的相应回报，所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他却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却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如果不是盲目相信自己的感情投资，让这些所谓的感情投资冲昏了头脑，一个人如何能够在自己监控不到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企业全权托付给一个犯有“背叛”前科的人！
很多人爱看琼瑶的小说。琼瑶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有感情，没理智，所以多以悲剧结局就不足为怪了。“女儿红”天下闻名，当初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由国企改制时，有关部门的意思是让在这家厂当了几十年厂长的朱公廉占大股，而朱公廉却说大家在一起几十年都不容易，股权还是平均分配好，结果是全厂人人有股，人人股份都差不多。全厂员工都夸奖朱公廉是党的好干部，心里有群众。公司由国企变民营，不必受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管束，利润分配也可以自己做主。一群穷惯了的人，面对一大堆金钱，如果禁得起诱惑，于是公司利润年年被瓜分一空。竞争对手都在进步，“女儿红”却完全失去了发展后劲，等到朱公廉发现大势不妙，要求公司将每年利润留下一部分，作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时，却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儿红”，现在是每况愈下，被人收购来收购去，人人都不是真心想经营这个企业，只是看中了“女儿红”这块牌子，将其作为资本运作的一个手段。朱公廉现在是后悔莫及。如果当初自己听从有关部门的劝告，而不是考虑那么多的同事感情，自己拿大股，在企业可以说话算数，那么，以自己的资历和经验，现在“女儿红”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不至于被新股东呼来喝去，推来搡去，仰人鼻息，看人眼色了。
民营企业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有人说，在中国民营企业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滥情，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要特别注意不要为情所困。要知道感情的洪水冲毁的是理智大堤，一个企业家失去理智，他的企业也就离死不远了。
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死：死于企业政治化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不是主义。所谓的企业政治化，是一个企业承载政治的意义，承载官员的政治前途，经常的结果就是这个企业的快速死亡。当官首先要有政绩。最容易出政绩，让人看见政绩的地方在哪儿？修路、盖楼。所以，伴随着官员的政绩提升和官位升迁，在这两个地方栽跟头的企业最多。
大家都知道巨人的死是因为盖了一座巨人大厦。巨人为什么要盖这样一座超出自己财力、物力，并且可能巨人再有100年也用不了的大楼？巨人大厦原来准备盖38层的，后来为什么涨到70层。史玉柱解释这个问题：“38层的想法出来不久，1992年下半年一位领导来我们公司参观，看到这座楼位置非常好，就建议把楼盖得高一点，由自用转到开发地产上。于是，我们把设计改到54层。后来，很快又把设计改到64层，此中有两个因素：一是设计单位说54层和64层对下面基础影响都不大；二是我们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当时广州想盖全国最高的楼，定在63层，我们要超过它。1994年初又一位领导来视察珠海，同时要参观巨人集团，我们大家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集团几个负责人就一起研究提到70层，打电话向香港的设计师咨询，对方告之技术上可行，所以就定在70层。
”听了史玉柱的这番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像儿戏，好像孩子过家家？这样搞企业，怎么能够不败！史玉柱当初是因为在深圳不受人待见，才决定将企业搬到珠海。珠海的上层领导对史玉柱非常器重，为他办企业行了不少的方便。现在领导有需要，史玉柱如何能够不投桃报李？而且史玉柱的“贡献”不是白做的。就在史玉柱决定为“珠海争光，为领导争光”，将巨人大厦由38层加高到70层以后，珠海有关方面也立刻给了史玉柱一个“殊荣”。1993年，史玉柱荣获“珠海市第二届科技重奖特等奖”。珠海市政府奖励史玉柱奥迪轿车一辆，三房一厅住宅一套和奖金63万元人民币。双方你来我往，就好像有默契一样，苦了的却是企业。巨人大厦原来预算为2亿元，工期2年，加高到70层后，预算变为12亿元，工期拖长到6年。后来史玉柱将巨人的所有流动资金都投入到巨人大厦，加上在香港卖楼花的钱，也填不满这个黑窟窿。最后巨人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也完蛋了。
无独有偶，云南“钛王”罗志德也有这么一番遭遇。罗志德在云南经营采矿业，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又投资云南教育学院成立了一个路达企业家学院，为云南培养了不少民营企业家，所以，罗志德又有“云南民企之父”的美誉，在云南业界享有很高声望。1992年，罗志德提出想在昆明盖一座56层的大厦。之所以定为56层，是因为中华民族一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一层，以彰显民族团结。罗志德的原意，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计划，看看是否可行，谁知这个计划却让有关领导知道了。大厦立刻被赋予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有关部门也会办事，昆明市中心一块面积达100亩的土地随即被“特批”到了路达公司的名下，有关部门还在昆明市郊给了罗志德200亩土地。这一下，罗志德没了退路，只好赶鸭子上架。
以路达公司当时的实力，远不足以支撑这么一座大楼，向银行贷款又贷不到。罗志德苦思无计，最后想出了一个发行股票筹资的招数。这一招还真灵，仅发行股票的头3天就筹集了2000万元。正当罗志德以为问题解决，一个记者却向上面写了一份内参，说路达公司乱发股票，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上面派下来调查组，路达公司被勒令立即停止股票发行。大楼自然是盖不起来了，上面领导也对他有了看法。路达公司自此麻烦不断，走起了下坡路。
原来平安无事的矿山不断遭到冲击，有关部门不断来检查，原来安分守己的村民也开始不断来矿上滋事，甚至有人抱着炸药包冲进路达的采选厂。以往发生这种事，只需要罗志德向有关领导打声招呼，问题自然解决。但现在这招行不通了。最后，路达的钛矿采选厂和其他非法矿厂一起被有关部门勒令关停。钛矿采选厂是路达的生命线，也是罗志德赖以起家的本钱。采选厂完了，也就意味着路达完了，罗志德完了。现在，罗志德因为中风已经半身瘫痪，并且因为“毁林采矿”不断受到有关部门的传讯，很可能要负法律责任。不管罗志德愿意不愿意，“钛王”大戏已经演完，大幕正徐徐落地，满地空遗许多口舌。
因为官员的好大喜功而导致企业的败落，这样的事太多了。还有一些企业家投机取巧，一心想沾“政治”的光，上赶着给人家送“政绩”，最后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家的天命就是赢利，而不是搞“政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赫赫有名的步鑫生就吃过这样的苦。步鑫生本来是做衬衫的专业户，他也只擅长做衬衫。后来“有关领导”说，大家都在上西装，你也上一套西装生产线吧。步鑫生卖“有关领导”的面子，决定“小搞搞”。这件事被一个更大的领导知道了。领导说，你是全国模范嘛，干什么都应该争模范，不要缩手缩脚。于是“小搞搞”变成了“大搞搞”。
海盐衬衫厂也就这样被搞完了。步鑫生在厂子里立足不住，被迫出走，到上海，到黑龙江，去给人打工谋生。中国最大的“企业政治家”是牟其中。因为过分热心政治，牟其中后来简直变成了一个妄人。据说《大陆首骗牟其中》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位崇拜他的民营企业家前去看望他，表示自己可以出几十万块钱支持他，这钱不需要还。牟其中问，你的企业总共有多少资产。这位民营企业家说，大概3000来万。牟其中说，你把这3000来万都交给我吧，我拿去欧洲搞资本运作，赚了钱咱们一人一半，赔了，就算你送我的算了。吓得这位民营企业家连夜从南德宾馆逃跑了。后来牟其中竟然宣称要搞一个工程，请某位国家领导人“下来”以后来做。这就简直有点鬼迷心窍了。
中国民营企业第四死：死于心理失衡
做企业的人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因为思想决定行动。心态不对，行动就容易错误，最后毁人毁己。但是企业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容易，尤其是涉及利益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时候。
有人说胡志标的失败和爱多的没落，是因为争夺标王。其实不对。胡志标的失败是一个典型的因为心态失衡而导致行动错误，最后招致失败的案例；而爱多的死，同样是死于一个企业家的心态失衡。
胡志标出身贫寒。他曾经仿照小霸王做学习机，被段永平派人上门打假，胡志标视为奇耻大辱。1995年的一天，胡志标在一家小饭馆里听到有人谈论一个叫做“数字压缩芯片”的技术，据说可以用来放影碟。胡志标的命运从此发生转变。1995年7月20日，胡志标26岁生日那天，广东爱多电器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有3个股东，胡志标和他儿时的玩伴，也是他的好朋友陈天南各占45%的股份，另外10%的股份由中山市东升镇益隆村以土地入股获得。
据说胡志标和陈天南当时各入股公司的本金只有2000元。胡志标是一个经营的天才，而他主打市场的手段便是广告。他的所有的智慧和创业好像也都体现在广告上。胡志标将公司的钱，除了留下买原材料的外，其余全部投入到广告中。这使爱多的名声在全国迅速打响。1996年11月，爱多以8200万元人民币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电子类的第一名，而据说其时爱多全部的资产也只有6000多万元。过了一年，1997年11月，爱多又以2.1亿元的出价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第四届广告招标的“标王”，全国轰动。那时候是爱多最好的时候，也是胡志标最好的时候。爱多日进斗金，胡志标喜不自胜。
但是乐极生悲，胡志标的烦恼也就自此来了。大概连胡志标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轻易地获得成功，爱多竟然会赚这样多的钱。爱多公司另一位与胡志标并列的大股东陈天南，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事，却以2000元的出资，每年坐收其利地获得爱多45%的红利。这使胡志标心理很不平衡。他先是指使他的总经理助理，当时兼管爱多财务，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林莹封锁财务，不让陈天南查帐；后又在中山成立了几家由自己担任大股东的公司。这些公司与广东爱多电器公司毫无关系，却盗用“爱多”的招牌，连注册资金也是从其和陈天南、益隆村共有的广东爱多电器公司挪用的。
胡志标成立这些公司的目的不言自明，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资产。这些事引起了陈天南的强烈反弹。陈天南先是发“律师声明”，后又与益隆村联合起来进行逼宫。1999年4月，胡志标被迫从广东爱多电器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上“下野”。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将胡志标拉下马来以后，陈天南和益隆村却因不懂经营，同时迫于经销商的强大压力，仅仅过了20多天，他们又将胡志标扶上马。
经此一役，爱多元气大伤。最主要的是，坏了爱多的声誉，伤了经销商的信心。在爱多红火的时候，要成为爱多的经销商并不容易。获得了爱多的经销权，就等于是获得了银行转帐支票。所以，爱多的经销权争夺得十分激烈，成为爱多经销商的人，大多都付出了300万元至1000万元的费用，胡志标叫做保证金。这是胡志标的发明。这种做法为爱多前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后期也给爱多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另外一方面，爱多实行两头在外的政策，不但原材料大部分是赊购的，就连生产也大部分由协作厂家完成。在后期，爱多对应付的货款，能拖就拖。2000年，中山市政府委托有关部门对爱多进行审计，发现爱多共有固定资金8000万元，库存物料近2亿元，负债却达4.15亿元，当爱多最终被正式破产清算的时候，爱多各项实物资产加起来还不到2000万元。
从爱多的实际情况看，是不应该有这么多债务的。爱多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一直到爱多破产前，都一直保持着正常状态。就是在爱多风波不断的1998年，爱多仍然在旺季脱销，可见爱多产品是自始至终受到消费者欢迎的，而爱多以150万元年薪请来的香港人李福光，一直将爱多的生产保持得井井有条，到爱多破产前夕都是如此。
爱多去向不明的近1亿元资金，多数人都相信是落到了胡志标的手里。但前不久有朋友去狱中看望胡志标，却发现在如此秋凉的天气里，胡志标仍然穿着一件短袖T恤衫，他连买一件厚一点衣服的钱都没有。他的妻子林莹在他出事以后也化名杨敏在昆山的一家台资企业里打工，后来被昆山警方逮捕。从这些情况看，胡志标夫妻现在又不像是有钱的人。
2000年4月，胡志标以空头支票诈骗的罪名，由汕头一家公司举报被捕。2003年6月，胡志标被中山法院以“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虚报注册资金罪”三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有人想到一代标王会落个这样的下场。其实胡志标有许多的方法可以化解与股东之间的矛盾。他可以收购陈天南手里的股份，陈天南后来曾经提出以5000万元向他转让自己手里的股份，胡志标却没有答应；他还可以与陈天南、益隆村摊牌，亲兄弟明算帐，然后各走各的路；他也可以将自己在爱多的股份转让给别人，然后自己再去另支一摊。总之，办法多得是，可惜这些办法胡志标一条都没有采纳。可能在他心里就是不愤陈天南什么都不干，却拿走那样多的钱。他就是要陈天南的好看，结果心理失衡，把自己搭进去了。
胡志标并不是惟一的一个，我们从陆强华(创维、高路华)、王遂舟(亚细亚)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心理失衡带来的阴影，也可以看到心理失衡带来的恶果。
中国民营企业第五死：死于冒进
在北京阜城门旁边的四川大厦里原来有个陈川粤大酒楼，很有名，是北京著名的高档饮食去处。陈川粤大酒楼的主人叫陈川东。陈川东拥有的不只是北京一家陈川粤，在广州、四川、重庆，包括万里之外的美国，都有陈川东的酒店。陈川东不仅经营酒楼，还经营饮料业，陈川粤饮料爽曾经风靡大西南，连饮料业巨头百事都不敢小视。陈川东由一介政府小吏下海，十余年商海征战，据说打遍天下，鲜尝败绩。陈川东的辉煌名声，引来追随者无数，其中就包括重庆群鹰商场的管理者重庆夫子池物业公司。
群鹰商场位于重庆商业重镇解放碑步行街的西街口，地理位置无出其右，多年来也曾有若干位雄心勃勃的投资者，在这里投下重资，经营保龄球馆、百货、酒楼、皮具商场等，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夫子池物业公司将希望寄托在陈川东身上，希望通过以租代售的方式，用10年时间，1.59亿元的价钱，将群鹰商场的产权转让给他。这时候陈川东事业做大，也希望有这样一个美食大厦，成为陈氏餐饮帝国的旗舰店。双方一拍即合。若剔除合同中其他因素，实际付款将只有1.3亿元。1999年，大厦评估市值为2.26亿元；陈川粤全部装修完毕，评估值不低于2.5亿元。因此，按最保守计算，大厦仅地产部分10年增值就至少可达1亿元以上。陈川东根据自己多年的商业经验认为，只要整个美食大厦运转起来，哪怕每年经营亏损两三百万，10年后自己仍可从房产中赢利数千万元，群鹰大厦项目可以说包赚不赔。另外，陈川东还希望藉陈川粤美食大厦在全国餐饮界打出更大名声，从而以重庆为大本营把陈川粤连锁店开遍大江南北打下基础。
按照10年1.59亿元的付款计划，陈川东每年只需支付1000余万元，从陈川粤的财务状况上看足以承受。而且这时候有银行家朋友听说陈川东的收购计划后，表示可以先期贷给他2000万元，还有做租赁的朋友表示待陈川粤美食大厦运转起来以后，可以租给他500万元的设备。从财务上说，这等于是给陈川东上了双保险。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川东更是信心百倍。
然而，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首先，在派出装修队进驻群鹰商场的同时，陈川粤就招聘了300余名员工开始培训，按陈川东的计划，待商场装修完毕，对员工的培训也该结束了，美食大厦马上就可以开业，一点时间都不必浪费。但商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装修问题，仅消防管网的改造，就花费了400余万元，而这笔钱完全是计划之外的。另外，因为装修不能按时完成，美食大厦也就不能按时开业，每个月光是养着员工的钱就要几十万元，这又是一笔额外支出。陈川东接手群鹰后，群鹰隐藏的其它问题也跟着发作。原来群鹰商场的最后一位投资者在经营商场期间，拖欠了供货商大量货款，后来因为投资失败拍拍屁股跑掉了。现在听说陈川东接了商场，债主们便纷纷找陈川东要钱。要不到，有些债主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群鹰商场查封了。待几个月后法院将商场启封时，陈川东又花了一笔冤枉钱。其次，原来答应贷款给陈川东的银行家朋友变了卦，原来答应租赁设备的朋友也表示已经转行，没法给他提供设备了。这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还遇顶头风”。几下里一夹攻，让陈川东傻了眼。
但这时候陈川东已是骑虎难下，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大量挪用各地酒楼和陈川粤饮料厂的钱来填美食大厦这个大窟窿，使得各地酒楼和饮料厂的流动资金全面告急，经营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陈川粤陷入了恶性循环。按照陈川东计划，一共五层的群鹰商场改造后，地下一层将成为星级停车场，地上一层做百货超市，二层做小吃，三层做成洋快餐，四层做大酒楼。好不容易一、二层装修完毕，百货超市、中华名小吃开业迎客了。
但与群鹰商场一街之隔，正是重庆百货业的两大巨头重庆百货和新世纪。他们当然不能坐视陈川粤抢自己的地盘，于是向供货商打了招呼，谁要是向陈川粤供货，就将其从自己的商场清理出场。供货商谁也不敢得罪这两大巨头，陈川粤百货超市面临着无货可卖的局面。陈川东只好偷偷从重百和新世纪进货，为了吸引顾客，又以比重百和新世纪更低的价格卖出。重百和新世纪知道后，也跟着降价，而且降得比陈川粤更厉害。仅仅两个月，陈川粤就支持不住了，被迫将百货超市出让给觊觎已久的新世纪。二层的中华名小吃，因为三层装修，噪声灰尘整日不断，顾客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开业不久，便变得门庭冷落，门可罗雀。
陈川东只好指望三、四层尽快装修完毕，为此，更多的资金被抽调过来。为了给即将开业的美食大厦制造气氛，陈川东又花了100多万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眼看着装修顺利进行，只需要最后200万元，工程就可以全部完工。陈川东相信等美食大厦一开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然而，就是这最后的200万元，却卡住了陈川东的脖子。陈川东怎么也筹不齐这笔钱。四处融资，几次上当受骗，将陈川粤的最后一口气也弄断了。
2002年11月，陈川粤饮料厂首先倒闭，除了拖欠工人几十万元工资外，一根草也没给陈川东留下；接着，2003年3月，在众多供货商的愤怒声讨声中，法院查封了陈川粤美食大厦，此前此后，陈川东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酒楼也相继崩溃。除了一屁股债，什么都没有了的陈川东，最后连女儿的学费都付不出了。陈川东本以为自己抓了一手好牌，结果这手好牌最后却变成了一堆板砖，将他砸得头破血流。有人指出，当初就是不出现这些问题，以群鹰商场长达10年，每年1000多万的租赁费用(陈川东与夫子池物业签订的是以租代售的合同)，陈川粤早晚也是个麻烦。百货超市遭到重百、新世纪的打压自不必说，在风云变幻，一日三惊的餐饮业，陈川东是否能够保证陈川粤的长盛不衰，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内持续赢利？这一点谁也没有把握，连陈川东自己都不敢打保票。所以陈川粤的倒闭，看起来好像是在意料之外，细想却在情理之中。问题就在于陈川东在财务上的冒进，将真金白银的现实投入，置放于谁也没有把握的未来预期赢利，而且投入大大超过能力，最后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造成陈川粤疮痍满身，后继乏力，最后油尽灯枯，仆地而亡。
王勇追的故事和陈川东类似。王勇追当初在湖南湘潭以修彩电起家，后来发展成湘潭市希凯实业总公司，旗下辖影碟租赁、家电售卖、旧家电市场三大业务，而且三大业务互联互通，互相促进，生意红火。一直到1996年以前，王勇追的一切都显得顺风顺水，成为湘潭一方有名的能人和富人。1996年，王勇追寻思开拓一些新的业务，他的妻子向他提出，现在不少媒体天天都刊登招商代理的广告，做代理不需要多少资金的投入，只需要一块较大一些的场地，因为代理大多以提供样品和垫货的方式进行。王勇追一听有道理，而且他也有一个想法，想将旗下的业务集中在一起。他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位于湘潭市中心的北斗商场。
他想将北斗商场盘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做音像、家电业务，另一方面可以开一个代理商场，连商场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新、奇、特”。北斗商场估价400万元，原来的业主主要是从银行贷款，同时拖欠了一部分开发商的款项，贷款和拖欠开发商的款项都没有还清，所以，商场的真正主人，其实是银行和开发商。经协商，银行同意对王勇追转贷，同时有一家银行同意凭购楼合同，对王勇追追加贷款50万元，开发商方面也同意王勇追分期付款。按王勇追的估计，首期支付200万元，银行转贷120万元，剩下80万元3个月内付清，问题不大，加上另外一家银行同意追加的50万元贷款，更有把握。王勇追为筹集首期付款，开始从公司的音像和家电业务抽调资金。3个月后，他将首期200万元资金凑齐交给银行，希凯、银行、开发商三方签订合同。
剩下3个月，他将交齐另外80万元。湘潭是个小地方，虽然希凯的业务一直以来都不错，但收入也有限。王勇追与银行、开发商签合同时，希凯店中商品大概值700万元，其中一半为供应商赊销，只有一半为王勇追自有。王勇追几百万的身家，在湘潭可能算个大富翁，放在全国实在算不得什么。王勇追为筹集首笔楼款，从公司大量抽调资金，使公司后继乏力，商品卖一件少一件，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这时候原先答应凭购楼合同为他追加50万贷款的那家银行也不肯贷款给他了，但他们答应，只要王勇追先还他们50万元的贷款，就可以再另外放一笔贷款给他(王勇追原先在这家银行也有贷款)。
王勇追病急乱投医，竟以全部库存商品为抵押，找高利贷借了50万元还给他们。按王勇追的想法：先把50万元还给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再放一笔贷款给他，他用这笔贷款再还高利贷，这样他就可以“打一个时间差”。没想到这一个“时间差”一下子把他自己给“打”了进去。那家银行在收到他的50万元还款后，立刻变了脸，原先的承诺统统作废(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圈套)。而“高利贷”看他过了时间还不上钱，一下子就将他价值300万元的商品全部拉走了。这时北斗商场的开发商也找上门来，告诉他如果过了3个月他还还不上款，就将按日收取他的租金。希凯其他几家商店的房东也来找他索取租金，供货商听到情况，又要他立即结款。王勇追一下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债主甚至以他女儿的性命要挟，让他立刻还款。
后来，希凯实业倒了，王勇追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了。王勇追将女儿交给父母，只身南下打工。幸运的是，他遇上了一个识货的主儿，使他的打工生涯过得还算愉快。至于心中的隐痛，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史玉柱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自己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财务，失去了对风险的控制。吴炳新曾对史玉柱说：天底下黄金铺地，哪个人能够全得？一个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贪念。企业家的冒进，可能并非全部出于贪念，但风险控制，尤其是财务上的风险控制，应该是一个企业家的基本功。企业因为冒进而死，往往都死在企业最为辉煌的时候，所以尤其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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