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竞争力项目主任卢佩斯·克拉柔 排名下降并不说明中国竞争力下降
第一访谈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生 王国慧 陈智 上海报道
10月30日，世界经济论坛（原名达沃斯经济论坛）发布了《2003－2004全球竞争力报告》，宣布芬兰取代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而中国的排名较2002－2003年度下降了11位列第44。
从那一天起，卢佩斯·克拉柔（Lopez Claros Augusto），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竞争项目主任，便开始了其30天环游地球的旅行。
卢佩斯·克拉柔生于智利。在剑桥大学取得数学统计专业学士学位后，赴美国杜克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后回到智利并成为智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在此期间为智利卫生部担当智囊工作。1984年，他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
1998年初，他开始了在雷曼兄弟（英国）公司研究部的总裁生涯，主要负责全球新兴市场的观察和写作。
11月6日下午，即其“环球旅行”的第六日，他应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之邀来到上海，为“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报告会（第五届上海工业博览会论坛之一）做了题为《中国竞争力———挑战和机会》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他表示，中国今年的排名较去年下降11位的事实并不是在说中国的竞争力不强或者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相当部分的原因在于今年所采用的指标体系较去年做了调整；另外还在于，有时候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别人的进步更快。”
他再三强调，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开始推出全球竞争力报告，目标不单是让各个国家知道本国在排名中的具体位置。“我们不仅是制作一个表格，表格背后的逻辑才是我们最想展现给各国政府的，即为什么你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你们能否做得更好？事实上，即使是综合排名第一的芬兰，在我们的国别报告中也罗列了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事业，是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变革。”演讲结束后，他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竞争力排名是怎样炼成的
《21世纪》：类似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还有瑞士洛桑管理开发研究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等。这些报告里的“竞争力”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你们报告里的“竞争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卢佩斯·克拉柔：对中国读者而言，的确非常有必要先做一个语义学上的概念界定。当然，不同的语境下一个词会有不同的涵义。在中国可能谈论得比较多的“竞争力”主要指价格的竞争力。
我们的全称是“成长性竞争力指标”排名（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1979年创设这一指标时，目的是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做一个综合而权威的归纳和分析。它和经济体规模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希望反映未来5－8年各个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我们从三个不同角度考察竞争力：第一个方面是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这也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所关注的）。包括：政府的预算赤字有多大、开支是否合理、收支是否平衡、汇率如何、币值是否被低估。
除此之外，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应用（以及相关的教育）包括：相关技术是否被行业充分利用、产学研的联合怎样、教育体制是否鼓励更多的学生去接受高等教育，乃至互联网在学校里的普及率。这是我们整个指数中的第二块。
第三块是公共部门（立法、司法、行政）的结构和效率。比如行政机构的改革和效率是否跟上经济发展、政府在不同项目之间调配资源的能力，法律和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是否有充分的透明度、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否得到保障等。
《21世纪》：《全球竞争力报告》怎样保证其所采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卢佩斯·克拉柔：在过去24年的工作中，我们在保证采集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我们现在采用两种数据：硬数据和软数据。
所谓硬数据：是我们从国际组织和国家机构得到的统计资料。比如说中国的发改委、其他一些国家中的统计部门，还有像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等提供的数据。我不能说我们拿到的数据是100％准确的，但我绝对确信这些数据是相对接近的。
而软数据是指我们每年对商界人士进行的书面调查。每份问卷包含200多个问题，分为4个专题。问题范围包括：在这个国家经营的困难有哪些、现实增长有哪些主要的障碍、监管方面如何规避、用工方面的困难、宏观经济情况、同政府打交道的困难。
《21世纪》：各个经济体到底能从你们的排名和报告中得到什么？是世界坐标系中自身位置的了解，还是未来各国的前景？
卢佩斯·克拉柔：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实现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和繁荣，而有的国家却一直在沼泽中跋涉？比较1954年加纳和韩国的人均GDP，我发现前者要比后者高30％。而1995年的数据显示，韩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加纳的30多倍（加纳1995年的人均GDP事实上比1965年还稍低）。我不相信什么奇迹，任何奇迹都是有原因的。
今天，我们论坛的主席施瓦布先生也在中国（参加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活动）。他不久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全球经济复苏非常脆弱的环境下，对各国发展前景进行评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为保证经济复苏得以持续和加强，必须找到影响经济复苏的障碍并加以克服，而《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宗旨就是为各国的决策者提供一些基础数据和依据并从而推动变革。”这也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中国竞争力细解
《21世纪》：中国今年的排名是第44，比2002年的排名（33）下降了11位，比2001年的排名（39）也下降了5位，原因是什么？记得去年的报告提到，中国从2001年的第39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33位，主要是得益于其公共机构领域取得的进步。
卢佩斯·克拉柔：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在成长竞争力指标所包含的子指标中，我们用“政府浪费”子指标替换了“政府支出”子指标。新指标更关注政府支出的效率而不是支出的规模。
另外，我们的排名是一个相对排名，即使中国进步了，但如果别国的进步速率更快，反映在排名表上就是排名的后退。
《21世纪》：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详细数据还没有公开，您能否在这里给我们透露一些？
卢佩斯·克拉柔：中国在宏观经济方面得分非常高，单项排名第26。原因不用我说，因为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目前中国只占世界经济的4％，但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将是世界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
但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甚至西班牙相比，中国还有很大差距。比如产学的联合程度、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电脑与互联网的使用率，以及大学的升学率都很低。在这一单项排名上中国是第62位。
在公共部门的效率上，总体评价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在问卷调查中，国际和中国国内商界人士普遍反映政府官僚体制效率底下，他们认为政府必须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效率。当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
《21世纪》：中国如果想在中短期内真实地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你有什么建议？
卢佩斯·克拉柔：中国现在的瓶颈是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公共部门的效率，但是我想不出什么灵丹妙药。我想，中国人绝对有智慧和勇气自己去解决上述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马上开始做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和教育质量，给教师更多的工资，让人们看到受教育的好处，这其中我还想强调对女童的教育。这种投资，是为一个国家的未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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