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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从银行存款收费到不同地方的商人性格等等，甚至男女审美的不同，我挟经济学牛刀逐个“手刃”了个遍，一时很有庖丁解牛、满怀释然之感。
不过，经济学的牛刀用得多了，有时反而迷惑。我最大的迷惑在于，经济人最大化的假设诚然无错，然而经济人最大化的选择是与个人的效用函数有关的，而个人效用函数又与偏好有关，可是我们如何知道偏好的决定及变化？
汪丁丁在《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一文中称经济学的分析史为“百年理性主义运动”。其要害就在于，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并且坚信经济人会理性最大化地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则人人都以理性而行事。说白了，你想要理解这个世界上的红男绿女及其行为吗？你就用这个方法来想，答案总是这么简单。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是如此有效而省事，它不仅能说明许多问题，而且能推演出更多的问题，聪明人甚至可以运用环环相扣的逻辑推导简约地成就经济学的全部知识。
最厉害的理性主义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著名的“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彼此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为什么？据说是因为囚徒理性无限理性的推理。两位聪明的囚徒都会如此这般翻来覆去地想：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
在我看来，事实上，人类不仅在智力上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无限类推，就算没有智力上的障碍，这种类推本身也可能是违背经济理性的。
试想，经济理性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应该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决策收益，可是这样的无限类推实在需要太多的时间去决策，决策的成本高而又高，最终必然是使得无限类推本身变得在经济上不合算。所以，无论是早年经济学家对理性的传统理解，还是博弈论经济学家充其量只有理论上的启示意义和经济学上的分析意义，其现实意义要大打折扣的。
那么，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是否因此就可以归入子虚乌有一类呢？或者像汪丁丁那样否定了经济学理性主义，认为其面临后现代危机呢？那倒也未必。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理性。
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性，在科学是推导，甚至是数学化的推导，在博弈论是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反复类推，而在民众不过是习惯而已。也就是，习惯是一种简约的理性，或者说大众的理性就是习惯。
□赵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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