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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塔伦·凯纳(TarunKhanna，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黄亚声(YashengHuang，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撰文认为：“印度本土的企业家借助其国内高效率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在长期内最终可能推动印度的经济超越中国。”两位专家的观点虽不能令人完全苟同，但也可作为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私营企业的比较：活力与困境
走进全球的任何一家沃尔玛超市，人们都会发现货架上放满了中国制造的商品鞋子、服装、玩具和电子产品等。但是，无所不在的“中国制造”标签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商品很少是由中国本土的公司生产的。实际上，迄今为止，人们可能还很难找到任何一家拥有全球性经营规模和市场的中国本土私营公司。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这有效地弥补了其国内私营企业实力不足的现实。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远远落后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距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印度的自由市场改革承诺的怀疑。但印中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差距仅仅是因为海外侨民力量的巨大差距。中国富裕的海外侨民长期以来希望帮助祖国，他们的资金也受到热烈欢迎。相反的是，至少到最近，印度的海外侨民却由于他们的成功而遭到怨恨，他们也不愿意向国内投资。新德里对海外印度人和外国投资总体上持怀疑态度，转而从本国内部寻求发展经济的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目前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公司。这些公司中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如软件方面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和维普罗公司(Wipro)，制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兰巴克西公司(Ranbaxy)和雷迪博士实验室(DrReddysLabs)等等。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印度还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私营企业的基础设施。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要先进得多。
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的大国，它们也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目前处于更快的发展轨道上。“印度人的增长率”(这个词语带有蔑视意义，它指的是印度无力使其经济增长率赶上人口增长率)也许已经成为往事，但一提到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重要的经济发展数据，印度仍然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然而，这些统计数据仅仅体现了两国经济的部分状况，即宏观经济的状况。而在两国经济的微观层次，情况却大不相同。印度借助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正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依靠外国直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印度能够超越中国吗？”已经不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而且，如果结果表明印度确实做出了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印度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
印度的经济发展日益依靠私营公司推动，而中国仍然追求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的现实，反映出它们的政治体制的不同。但印中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就根除了所有的私营经济，虽然它目前已经推行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其私营企业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而印度从建国伊始就推行“费边社会主义”，其目的不是摧毁资本主义，而是减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印度的私营部门在非国家垄断行业表现出勃勃生机。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对外改革开放方面要大胆得多，但对本土的私营企业却从法律和规章上实施了实质性的限制。事实上，仅仅在4年前，中国国内的私营公司才最终获得了外国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享受的相同待遇。根据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数据，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仍然禁止本土的私营公司进入20多个行业，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和最赚钱的部门，如银行、电信、公路和铁路。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国的私营企业家避免与外国人竞争，而是为了阻止国内的私营企业挑战中国的国有企业。
在过去20年里，北京对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北京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中国政府反而强烈地保护国有企业免受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私营企业家试图规避对它们的经营活动所施加的限制，但都以失败告终。一些私营企业家把他们的公司注册为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但当财政紧张的政府机构试图夺取他们的财产时，他们就发现资金陷入了所有权的纠纷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长期存在的偏见和错误的看法，私营和个体企业在政治地位上低人一等，并在大量的政策和法规中遭到歧视。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不公平地对待私营企业并且经常朝令夕改。中国对本土私营企业的种种限制使外国投资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们获得大量利润的一个实例是：1996年，在中国的经常项目账户中外商投资收入仅为60亿美元；而目前的外商投资收入合计超过300亿美元。这仅仅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公司的股本增加的收入。这些资金通常不会离开中国，而是在中国用于再投资。
印度：企业家成为英雄
对于民主的、后殖民时代的印度而言，损害本土公司、让外国投资者获得巨额利润是行不通的。例如，10年前印度发生了一场争议，当时美国安然公司同印度哈拉施特拉邦达成协议，计划投资29亿美元建造一座发电厂，这项工程在经过了几年有关外国投资及其在印度经济发展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辩论之后才得以开工。
正当中国政府为本国的私营企业家设置重重障碍之时，印度却一直在为本国私营公司的发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过去10年里，新德里逐渐放弃了微观层次的经济管理。印度私有化的进度确实比较缓慢，但印度政府已经放弃了对长途电话业务的垄断；降低了一些领域的关税；削减了官僚机构；许多行业已经对私人投资开放，其中包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其结果是，印度私营企业家的活动和自由企业制度正变得日益活跃。能够衡量这种进步的一个指标是：在《远东经济评论》最近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12个国家中的2500名经理和专业人士接受了调查，被调查者被要求对各国公司的总体表现，按照从1分到7分的标准进行打分)，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只有两家中国公司的得分能够进入印度被评为前10名的公司的得分排行榜，而它们都有很明显的官方背景。
印度的大公司中有一些确实处于创业的初期阶段，其中包括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和信实石化公司(ReliancePetrochemicals)，这两家公司在《远东经济评论》的上述调查中都名列榜首。印度其他的知名企业大多是著名的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如逊达拉姆汽车公司(SundaramMortors)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供货商，而逊达拉姆汽车公司又是印度南部具有百年历史、声誉无可挑剔的企业集团逊达拉姆集团的成员。
不仅私营企业家的活动在印度显得生机勃勃，而且印度的企业家也成为民间的英雄。印度公众如今对大企业首脑的顶礼膜拜肯定会让已经过世的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感到震惊。信息系统公司56岁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时常被比作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并已成为一个受到公众敬仰的人物。
如果印度缺乏使穆尔蒂和其他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这些成功故事就绝对不会发生。而民主、企业家受到尊重和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自由企业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础所在。
尽管印度法庭的效率低下而且臭名远扬，但它们至少拥有一个能够独立行使职责的法官。知识产权在印度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保护，但印度对私有制的保护要好于中国。法治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仍然普遍存在。这些传统与制度都成为印度资本市场得以出现与获得发展的极好的跳板。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世界银行200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52%接受调查的印度公司宣称它们在获取资金方面存在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0%接受调查的中国公司在获取资金方面存在困难。因此，印度公司对来自于赢利的资金的依赖要比中国公司低得多：它们的运营资金中仅有27%来自于赢利，而中国公司运营资金的57%必须依赖于赢利。印度公司的融资来源已经实现多元化，它们不仅可以选择银行贷款，还可以利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来筹集资金。
印度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也取得了显著的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尔蒂。他使信息系统公司成为诚实记账的典范，并成为其他公司的榜样。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投资者阶层的出现，再加上发展银行等资本提供者自身也日益服从于市场规则，这些因素都加强了印度市场的效率和信誉。印度政府除了提供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的基本框架之外，它在更多时候充当的是私营部门的服务者的角色。
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政府的官员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资金分配权和上市公司的名额分配，这严重限制了私营公司在股票市场获取上市权和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资金的能力。实际上，北京主要把金融市场作为让国有企业为维持生存而获取资金的一种渠道。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股票总市值虽然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但如果不把中国政府或者各级政府拥有的公司持有的不能交易的股票的市值计算在内，中国的股票总市值仅为1500亿美元。
印度经济落后于中国？
既然印度在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等方面都明显地领先于中国，那么，印度的优势为何没有反映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上呢？为什么印度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经济指标上都远远地落后于中国呢？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从1991年起才开始认真地进行，比中国接受市场经济改革要晚10多年。除了经济改革的起步较晚之外，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也比中国少一倍，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比中国少90%。此外，印度是一个杂乱无章、相当混乱的民主国家，它一直受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困扰，被民族分歧和宗教纠纷弄得四分五裂。印度还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在长期而相当危险的争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享受了20年的相对和平与宁静，几乎能够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发展方面。
因此，印度能够取得仅仅比中国低大约2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经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奋起直追的速度要归功于印度自身对资金的高效配置与中国的无效率配置(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把巨额资金浪费在国有企业身上)。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部分要归因于北京对国有企业的巨额投资。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大多数投资，从商业意义上来讲不具有可行性，这导致中国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的比例占到银行资产总额的50%左右。这些不良贷款最终必须找到偿还对象，要么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这意味着存款人负担这些费用)，要么由政府改变银行的资本结构(即把资金从其他效益好的部门转移过来)。这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
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因此印度的经济植根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但是，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我们在许多年之内可能还无从知晓。然而，一些证据表明，印度的打牢基础后再谋求发展的模式也许确实更加明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证据来自于中国内部。
让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的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沿海省份——江苏和浙江的形成对比的发展战略，以便从中找出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优于中国的证据。江苏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与之相反的是，浙江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本省的私营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在过去的20年里，浙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江苏高出大约1%。20年前，浙江比江苏穷；如今浙江无疑比江苏更繁荣更发达。
印度也许很快就能够实现“两全其美”：印度似乎为在今后数年里吸引到远多于目前的外国直接投资作好了准备，它也改变了以往看不起海外印度人的传统。海外印度人共有约2000万人，他们以前被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RequiredIndians)。2003年初，印度举行了一次有许多杰出的印度海外侨民参加的海外印度人会议，这意味着印度也开始注意利用海外侨民的资金来推动印度的经济发展。迄今为止，在流入印度的外国资金中，海外印度人的资金还占不到其中的10%。如今随着印度做出欢迎的姿态，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很可能会迅速增加。尽管海外印度人在拥有的货币资本总额上不能与海外华人相提并论，但海外印度人能够向印度提供更加丰富的智力资本，而智力资本在当今时代已经被证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历史——中国有5500万富裕的海外华人。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超过一半来自于海外华人。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中国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而在海外印度人的帮助下，印度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
中国和印度追求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印度目前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它在一些关键性领域正在超越中国。这些领域的成功可能促使印度最终赶上甚至超越中国。如果印度经济超越中国的前景变为现实，就不但显示出私营企业对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显示出中国试图依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文/塔伦·凯纳、黄亚声编译/辛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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