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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读书天才，14岁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读了中医，最后成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关门弟子；他是商业大亨，从不名一文到身价数亿、控股上市公司诚成文化，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全盛时期，他拥有20多家媒体，手中的诚成文化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股。然而，就在人们津津乐道其打造“中国最大的传媒集团”的豪言壮语的时候，他却从公众视线中神秘消失了，身后留下一个个谜团和高达数亿元的债务……传媒大亨的黑色传奇
文/本刊记者王福生
“到场的1000多嘉宾，大多是京城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要人。宴会女主人——著名影星许晴，身着盛装，言笑宴宴，频频同大家举杯，眼神里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幸福。
和许晴一起出现的是一位书卷气十足的年轻人——刘波。作为上市公司诚成文化的掌舵人，一位被称为横跨金融和文化界的两栖大亨，刘波此前一直很少在媒体露面。就是这次后来被盛传为刘波和许晴的订婚宴的酒会，让刘波以‘许晴先生’的身份迅速走进了传媒的视野……”
刘波出事后，有媒体这样描述他和许晴当年的一场“豪华的订婚宴”，以证明刘“非凡的公关策划能力”。对此，刘的好友和曾经的合作伙伴，《希望》杂志原出资人、总经理姜汤断然进行了否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刘波和许晴从来没有搞过什么订婚宴会，而且，刘波请客很少超过2桌人……从本质上讲，刘波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姜汤同时表示，尽管刘波至今还欠着自己的钱，但“刘波的例子，是中国文人群落从商的一出典型的案例，他曾经的成功和后来的失败，都值得我们去深入地研究和思考。”与此同时，奥园发展(原诚成文化)董事长游文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愤然说：“这个人(指刘波——记者注)诡计多端，是个笑面虎……”那么，这位曾经的亿万富豪、被称为“横跨金融和文化界的两栖大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制造出一个个神话又亲手将它们一一掐灭？
30岁的千万富翁
和大多数平凡的中国人一样，刘波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湖南株洲的一位火车司机，一辈子同火车打交道。刘波在14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刘波出人意料地进入湖南中医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1988年，湖南株洲出现了一份《新闻图片报》，在市场上颇有销路，其中某一期甚至号称超过了100万份发行量。报纸的副总编就是时年24岁的刘波。在此之前，刘波在株洲市团委和体改委工作过一段时间。
“刘波这个人非常聪明，习惯跳跃式思维，尤其擅长整体布局。”一位熟悉刘波的人这样评价道。
事实的确如此。刘波一面在媒体中运筹帷幄，一面搅尽脑汁寻找更好的项目。他是中医学院的研究生，“练过气功”，于是便别出心裁地去开发医疗保健产品，后来又开发了治疗狐臭的产品，但最终都没有成气候。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刘波先后带领一帮追随者前往长沙、深圳等地，一面继续开发医疗保健产品，一面积极介入房地产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在10万人才下海南的热潮中，一直发展不顺的刘波也做了“南漂一族”。在这个美丽的岛城，每天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每天都会诞生若干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刘波的内心再一次开始沸腾。26岁的刘波尽管从年龄上还是小字辈，但他的学历和经历早已把他锤炼成一个老江湖。他深知媒体的重要性，于是加盟《海南特区报》，先人一步掌握公众话语权。
在报社站稳脚跟的同时，刘波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热得发烫的房地产。刘波利用自己做媒体的优势，结识了不少关系，并从中倒卖土地的开发权。先是小打小闹，后来就越做越大，几年下来，手里便有了几千万的资金，并成立了诚成集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人们还在羡慕万元户的时候，30岁出头的刘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年轻的刘波心中的自豪和得意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难得的是，当1994年海南经济泡沫征兆出现的时候，刘波毅然决定收手。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此前他一点都不熟悉的城市——北京。
打造《传世藏书》
尽管后来刘波在北京闯出了“文化和金融两栖大亨”的名头，而且和许晴演绎了一段被广为传诵的恋情，但当时他的确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他只是凭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认为自己应该到这里，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宿命”。身揣数千万元巨款的刘波在北京一度无所事事，找不到项目投资。在一次同几个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刘波突然想，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能不能将5000年来各门类、各学科的学术经典加以整理、甄别后集中出版呢？被自己的想法激动得不能自已的刘波，迅速在脑海中闪过几个念头：一，这套丛书要有绝对的权威性，要做成真正的经典，就叫《传世藏书》；二，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既要求名又能获利。要保证丛书的权威性，自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毛头来做主编显然不合适，必须找学术界公认的权威。于是，他想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
第一次去找季羡林，刘波被一位老大姐挡住了，并被委婉地告之老先生不可能来做这个主编。“后来季老对我们讲，当他听说刘波要编撰《传世藏书》后，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如果不是骗子，就是华而不实。”刘波的好友兼合作伙伴姜汤回忆说，“因为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基本上没有完成的可能。”
但刘波并不死心，他一次次去找季羡林，向老人家解释自己的初衷和诚意。最后季羡林终于被刘波的诚意打动，答应出任藏书的主编。在丛书编辑部成立的当天，刘波就将1000万元打到了编辑部的账上，作为项目的运营费用。
有了季羡林的支持，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庞杂的工作还在后头。这时，刘波超凡的指挥和组织能力就表现出来了。他在全国范围内找来各个学科内的专家学者2000多人，每个人负责所在领域内的一部分文献整理，稿子出来后，再经过若干次讨论审定，最后定稿。1997年，历经3年时间，多达139卷(一说123卷)的《传世藏书》终于编撰完成并顺利出版。刘波决定印刷1万套，市场售价每套6.8万元。
书出来了，如何推向市场成了摆在刘波面前最主要的问题。刘波深知媒体炒作的重要性，于是一方面向社会名流和部分外国元首赠送样书，一方面通过媒体大力报道宣传。在营销渠道上，刘波也大胆创新。他把代售费转给建设银行，由订书者直接到建行交款，同时又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作担保。
“《传世藏书》当时一共销售出去5000多套，扣除成本和给销售商的折扣，刘波大概赚了2亿多。”
经此一役，刘波在京城文化界名声大振，不仅赚足了金钱，儒商的美名更是一夜之间传遍了大街小巷。
传媒帝国的幻影
1997年，就在成功运作《传世藏书》的同时，一本叫做《希望》的杂志引起了刘波的注意。《希望》的投资者姜汤，凭着多年运作媒体的经验，以“全彩印刷、女性刊物、32开”的办刊方针，让这本先前名不见经传的杂志在短短数月内就从不到1000册的发行量冲到了25万册。
“当时刘波提出合作，我并没有马上同意，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对他进行了解和考察。”姜汤回忆道，“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刘波是一个很有激情也很踏实的人，可以作为事业上的伙伴。”
1998年中期，刘波出资720万元购买了《希望》杂志60%的经营权，控股了杂志配套的新希望广告公司。2002年，刘波又同《希望》的主管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续签了5年的经营合同，从而在实际上取得了《希望》10年的经营权。在刘波的心中，一直有一种文化(媒体)情结，认为这是一个高尚的产业。在他成功的路上，媒体运作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烙印。成功进入《希望》杂志再一次点燃了刘波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他决心高歌猛进，倾力打造“中国最大的传媒印刷集团”。
事实上，刘波在此之前已经在着手描绘传媒帝国的蓝图，先后将《华夏时报》、《华声视点》、《华夏》杂志、《舞台与人生》、《这一代》、《中国医药导刊》等媒体的经营权收入囊中。在同姜汤合作后，刘波决定从媒体运作的具体事务中抽身出来，让姜汤去具体打理。
然而，当姜汤满怀信心准备将“希望模式”移植到其它媒体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让他顿时目瞪口呆。在刘波同这些媒体签订的协议上，明确规定资方只能从事广告和发行业务，而无权干涉采编系统的运作。这意味着，资方根本无法对媒体进行重新定位，更谈不上调配人手重组编辑部了。在这种情况下，刘波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不断地投钱，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
“刘波其实并不真正懂得媒体运作，他所擅长和感兴趣的只是战略布局和设计企业的发展框架。事实上，除了《希望》杂志外，刘波投资的其它媒体每年都在亏损。”
但刘波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只要能在中国期刊改革全面到来之前拿下一些壳资源，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就会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优质资源。事实上，在他的心中，蕴藏着一个更大的计划——进军资本市场。刘波的想法是，只要上市成功，他的这些布局就足以支撑起一个金光灿灿的“文化股”概念，那时，他就有足够的空间和资金去进行更大的运作。第一只“文化概念股”
1998年8月14日，刘波如愿以偿，成功入主中国包装印刷行业上市第一股——武汉长印(后更名为诚成文化)，控股20.91%。这离他进入《希望》杂志不过短短数月。
武汉长印是一家总资产8.2亿元，净资产3.7亿元，拥有10余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主营业务为包装、印刷。如此，刘波不但一举迈进了资本市场，更顺利实现了向产业链下游的延伸。
表面看来，刘波赢得了通往传媒帝国的所有平台，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一切都会在既定的轨道上发展。一时间，好评潮水般涌来，年轻的亿万富豪刘波在文化界和企业界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文化名人余秋雨也答应以经纪策划人的身份出任诚成文化的董事，而号称中国第一只“文化概念股”的诚成文化在短短4个月内股价狂涨近5倍。
然而，在中国这种上市公司成为稀缺资源的环境下，一个公司愿意让出自己的控股权，其背后隐藏的问题肯定不会少。经过种种努力，刘波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壳资源，然而没等他高兴多久，诚成文化的种种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这基本上是一只100%的垃圾股，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有问题，下属的十多家企业都在亏损。”姜汤回忆道，“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刘波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刘波满以为可以搭上资本市场的快车，谁知却上了一条怎么补都补不好的破船。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将诚成文化的股份转手，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二，制造概念，拉升股价，改变上市公司的形象，获取配股资格，然后利用融到的资金进行业务重组。
刘波选择了后者。刚刚进入就狼狈逃窜，这不是他的性格。更何况，他手里有足够的题材可以炒作，而当时的股价也一直在低位徘徊，要想拉升并不困难。于是，刘波大打文化和高科技牌，把诚成文化宣扬为“中国第一只文化概念股”。他提出，诚成文化在充实印刷主业的同时，还将开拓图书、期刊、电子出版、影视、发行等领域，形成规模化、网络化的良性格局，并建立起以技术为基础、覆盖全国的图书零售连锁产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波开始不断向外投资。
1998年，与新加坡一家公司合作进入电子网络，推出“一指通”业务；同年11月30日，在日本成立分公司，对外开展金融投资咨询服务；2000年初，诚成与陕西省邮政局合作，投资600万元成立陕西诚成报刊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2001年2月，斥资3000万元联手新华书店总店组建新华音像租赁发行公司，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终端为“新华驿站”的连锁店……不仅如此，刘波还高举多元化大旗，一举挺进医药和房地产行业，在武汉投资上亿元修建26层的诚成创业大厦，同日本一家企业合资成立药业公司，甚至还在北京砸下巨资搞夜总会。
于是，在外人看来，诚成文化一路高歌猛进，风光无限。
然而，如果这些投资不能迅速产生效益，就会成为一枚枚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刘波将万劫不复……
脆弱的资金链
从公开可以查到的资料看，刘波每年投出的资金都在亿元以上。然而，除了《希望》杂志每年有2000万元左右的利润贡献外，刘波的其它投资几乎都没有赢利，有相当一部分还在亏损。那么，刘波需要的这笔庞大的资金又从何而来？答案是：向银行贷款。
早在创业初期，刘波就同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海南诚成集团的副总裁李长兴，曾经是湖南株洲建行、长沙市建行的科长、行长。在同他打交道的过程中，刘波力邀其与自己一起创业。有了李长兴的帮助，刘波如虎添翼，同银行的很多关系自然水道渠成。
1992年，刘波为了在海南建药厂，向当地中国银行贷款3000万美元；次年，又以海南保健品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向建行株洲某支行和长沙某支行取得4025万元。包括后来推出传世藏书，刘波的每一次重大举动几乎都离不开银行的支持。现在，有了资产高达8个亿的上市公司做后盾，要想向银行贷款更是轻而易举。为了给诚成药业提供发展资金，刘波将诚成集团持有的2000万股社会法人股全部质押给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不仅如此，刘波还用上市公司为诚成集团的相关公司担保，贷出1.324亿元人民币和500万美元。
为了增加上市公司的账面利润，刘波在1999年12月将1600套传世藏书作价6528万元，与诚成文化的870万元资产进行置换。于是，诚成文化账面上就多出了5000多万元的利润。
然而，无论刘波怎样腾挪施展，诚成文化还是无法填平历史留下的亏损黑洞。而各投资企业庞大的日常运营费用也像山一样压得刘波喘不过气来。有人劝刘波干脆壮士断腕，收缩阵线，砍掉一些不赚钱的杂志。但刘波坚决不同意撤出。
“刘波这个人很讲感情，心很软，面子思想特别严重，”一位跟随刘波多年的知情者告诉记者，“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利益面前不会选择。”
财务黑洞越弄越大，每往前走一步，刘波肩头的负重就又增加了一分。要想打翻身仗，刘波惟一可做的只有增加上市公司的赢利期许，争取配股或增发。但此时的证券市场已经有所警觉，分析人士认为诚成文化缺乏主流实力媒体的支撑，对其投资前景并不乐观。
此前，刘波曾一度是中兴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但随着成都红光虚假上市案和中科案被揭发出来，为两家公司提供过巨额融资的中兴信托被中国政监会处以重罚。这对资金链本就吃紧的刘波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就在刘波被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之时，一个让他有可能彻底翻身的机会出现了。
2001年上旬，刘波让合作伙伴姜汤帮忙找一些优质的媒体资产，经过整合后植入上市公司。姜汤先找到哈尔滨报业集团，但因体制问题最终告吹。随后，姜又找到西安的《华商报》。《华商报》是一家由企业投资经营的实力媒体，每年都有1个亿以上的赢利，资产状况非常良好，当时也有意介入资本市场。如果刘波能够控股华商报，诚成配股便指日可待。
通过姜汤的私人关系，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华商报》同意刘波控股。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令姜汤至今都想不通的情况出现了。
“正式签约的那天，我陪同《华商报》的几位老总住在北京天伦王朝大酒店。由于此前双方约定，一旦正式签约，刘波必须先打5000万元到华商报的账上，我担心刘波手头是否有这笔钱，就打电话问他，他说钱我有。上午10点，我们一起到刘波的四合院，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姜汤至今无法理解，“谁知这时刘波说他拿不出这笔钱，问能不能用诚成文化担保，让《华商报》到银行贷款5000万元，把这笔钱作为首付款。当时《华商报》的几位老总一下火了，说这怎么可能，你刘波根本就没有诚意！”
事后姜汤分析，刘波可能也是被别人骗了。在此之前，姜汤曾多次问他资金的到位情况，刘波都说没问题，已经找到了出处。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又或许是对他此前疯狂借贷的惩罚，刘波就这样丧失了最后一个翻身的机会。从那一刻开始，刘波无可挽回地以加速度向深渊滑去。神话破灭
2002年的一天，北京一所四合院内，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周围很静，风把几片落叶和一丝夕阳轻轻地洒在两个人的脸上，空气中流动着一种异样的沉闷。半晌，一个人率先打破沉默：“最近到底怎么样？”
另一个人轻轻地叹一口气，缓缓地吐出两个字：“苦撑。”先说话的人是姜汤，答话的就是刘波。
当时刘波的情况已经非常艰难，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刘波决定做最后的挣扎。一方面，他指示手下和榕树下网站等媒体大谈收购事宜，给媒体造成一个诚成文化仍在健康发展的假象，一方面积极联系买家，将手中的股份卖出。
不久，买家出现了。
2002年5月8日，湖南出版集团以6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刘波持有的诚成文化11.3%的股份，从而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但好景不长，对方很快发现诚成文化资产状况非常不理想，于是在2003年2月16日以6396万元的价格将手中的股份转让给广东奥园集团。随后，诚成文化更名为奥园发展。上市公司的烂摊子有了奥园集团顶着，刘波终于全身而退。然而就在此时，奥园集团发现了上市公司的诸多问题，而刘波违规利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高达数亿元贷款的事实也被捅了出来。多米诺骨牌一旦启动，其结果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各路债主纷纷找上门来，刘波再一次“名声大噪”。
2003年7月，刘波在给姜汤通过最后一个电话，表示他一定会还欠下的债务之后，神秘地消失了。有人说他携款逃到了美国，有人说他还在国内，还有人说他正在筹划新的项目，等待东山再起……
记者手记
悲剧刘波
毫无疑问，对刘波现象的解读比对刘波事件的清理要有意义得多。
首先是刘波这个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传统文化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他聪明，勤奋，有恒心，读了很多书(姜汤本人拥有1万多册的藏书，但他还是承认刘波比自己读的书多)，做事讲感情，恋旧，等等，这些都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书生。但刘波偏偏选择了从商。
文人从商也未必是坏事，成功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张贤亮，又比如海岩。正如余秋雨所说，学术界应该改变贫寒化、低端化的弊端，刘波的本来可以树立起一个“儒商”的新标版，但他却在一次巨大的成功之后心甘情愿卷入了资本市场的洪流。
刘波的噩梦始于对武汉长印的收购。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资本市场的驾驭能力，而高姿态飞行一旦脱离了现实业绩的支撑，就只能变成束缚自己的透明枷锁。我们无法指责民营资本对快速发展的渴求和因此带来的内心骚动，但刘波的惨痛教训再一次向人们说明“量力而行”是多么重要。
然后是一个人的心态。刘波在编完《传世藏书》后，向季羡林提出想读他的博士。季羡林当时已经不再带学生，就对他说，如果你通过正规的程序能够考进来，我可以收你。当时已是亿万富翁的刘波，竟真的从此埋头苦读，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大，成为季老的关门弟子。那个时候他的心态是何其之好！如果能够始终保持这份沉静和淡薄，刘波的成就大矣。遗憾的是，面对都市的迷彩和诱惑，刘波没能坚持到底。
商场不是一个可以意气用事的场所，它自有其规则。在刘波误入资本市场之后，他其实有过几次机会全身而退(也许会有所损失，但至少不会伤及元气)，但他都一一放弃了。原因就在于他想赌一口气，他舍不得放下那个他已经设计、坚持了很久的梦想。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赌徒，一个因输红了眼而丧失了理智的赌徒。
在诚成文化已经很艰难的时候，刘波心态开始失衡，常常喝酒到大醉。他多次去西藏，希望在那里找到生命的真谛和起死回生的答案。
但可悲的是，这位哲学博士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他最大问题就在于，对企业运作这样形而下的问题，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着形而上的解答……
姜汤对刘波有一个评价，觉得他是一个“智慧、可爱、充满文化味的小兄弟”，不可能随便割断自己成长历史。然而，当一个人在人生的岔路上滑得太远，他真的还能堂堂正正、合理合法地“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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