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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君
李敖说金庸和三毛都很伪善，大概是相对他老先生的“真小人”而言的。李敖在与“公共流氓”（混蛋官员）打交道时，常常采用“黑吃黑”的手段，谓之“真小人”。李敖认为，在精神上，“真小人”的道德品格，远在“伪君子”之上。所以，他对金庸与三毛的伪善，颇不以为然。
金庸怎么伪善了呢？有一年，金庸得闲到李敖家一叙。李敖是那种心里藏不住实话的人，所以他对金庸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史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大财。”
当时，金庸表现出极好的君子风度，他先以他那常有的微笑，回应了李敖的严词批评。之后，便很谦虚地向李敖解释他的观点，说自他儿子去世后，他便开始精研佛学，甚至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
李敖依旧是口中无“德”，他对金庸说：“佛经上所讲，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李敖：《求是今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金庸虽然感到很窘，但仍没失他的人前君子风度。但金庸一回到香港，便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大肆诽谤李敖。这种“当面笑，背后刀”的拳法，似乎有悖侠客之道。
那么，三毛又怎么伪善了呢？在一次饭局上，李敖与三毛坐在了一起。三毛对李敖说：“我非要去非洲沙漠不可，那里有许多黄沙中的黑人需要我的帮助。”口无遮拦的李敖当面就戳穿了三毛的伪善：“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同上，《求是今说》，第57页）当了许多人的面，三毛窘得说不出话来。好在她不是金庸那样的人，手中也没有自己办的报纸，窘归窘，并没在日后诋毁李敖。
但三毛的伪善，经李敖这么一说，便昭然若揭。我们都知道，“悲泣的爱神”三毛创意下的撒哈拉大沙漠，曾倾倒过无数少男少女的心———然她是伪善的！为伪善所倾倒的人，或者在伪善中长大的人，日后的他们能是些什么样的种子呢？
言犹未尽的是，这伪善非从金庸三毛始，也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意思。拿中国人的道德观来说，根上就是建立在伪善基础上的。
以服丧一节为例。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3年之丧，到东汉时期竟然发展到让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为父母守丧3年已经是够荒唐的了，或者从人性的角度讲，如实履行已非易事，然东汉时期的人，竟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倍服6年之久的丧。有的人幼年丧父，“已经服了三年的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是要再服第二次3年之丧”。
当然还有“索性服二十年之丧”的，此人就是赵宣。按儒家规定，服丧期间的人，绝不允许与妻同寝，然“服20年之丧的赵宣，在20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39页）。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玩笑都开大了。
在古人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了，如孟子的“君子远庖厨”（意思是君子要远离屠宰场和厨房，这样吃起肉来才不会有愧疚感），如汉朝的大臣公孙弘（他属于“布衣破被”型的混蛋，表面上给人以廉洁的形象，暗地里却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如以廉洁出名的范丹，他去探望害病的姐姐时，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等等，等等，皆属伪善的典范。金庸与三毛的伪善，在公孙弘、赵宣之流面前，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临了想起一句希腊谚语，说：“伪君子生着一张总主教的脸，却有着一颗磨坊主人的心。”把这句西方谚语拿来解读中国式伪善，不觉让人会心一笑，实在是妙不可言。
《市场报》 (2003年11月08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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