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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动乱和折腾,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低水平的免于匮乏,也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低水平的免于匮乏不是真正的免于匮乏。相对于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小康和富裕,那只能说是普遍贫穷
蒋学模,浙江慈溪人,生于1918年3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主要学术著作:
《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十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新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蒋学模自选集》等。
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辞海(政治经济学部分)》(1-3版)、《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经济卷》等
财富是个大话题,也是一个普遍的话题。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财富,主要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以及财富在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一
经济学家中,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说,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追求财富的利己主义支配,人人都是个人利益的追逐者,认为这是人的天性。马克思则不是这样看。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和观念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原始社会,共同生产和财富共享制度排斥私有观念和私利动机。只是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的瓦解过程中,有了私人的生产和私有财产,才产生了私有和私利的观念。从私人利益观念的产生到一切活动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的,是一个长达几千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并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一切活动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的,唯利是图,不是人的天生的本性,只是资本家的阶级性。
在当今的现实世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心态的人们,各有各的财富观。有的人爱财如命,把钱财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为了300%的利润,不惜冒绞首的危险。有的人不那么重视钱财,把爱情、亲情、友情看得比金钱更重,认为人格、国格是不能用金钱交易的东西。更多的人把他们的财富观概括为这样两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至于有的人视钱财如粪土,随便花钱,认为反正千金散尽还复来。持这种财富观的人,大多是著名的艺术家、作家,来钱容易,因而不知珍惜。如法国以写《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闻名的大仲马,毕生单独和与人合作写了91个剧本和大约300部小说。他成名后钱财滚滚,成为一个大富翁。他慷慨好客,不会理财,花钱无度,斥巨资造了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大厦,大群男女食客群集在他家里,直到把他吃得分文不剩,债台高筑,不得已,逃到比利时躲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家有食客三千的孟尝君,也是重义轻利,视钱财如粪土的豪客。
二
现在来谈谈我的财富观。仔细回想起来,在我生命过去的85年中,前40年,似乎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财富观。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在幼年时期就有所感觉了。读小学的时候,妈妈每天给我3个铜板的零用钱。每天3个铜板,就是我能自由处理的全部财富。上世纪二十年代的3个铜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毛钱,可以买一根棒棒糖。记得那时我多半是用来买棒棒糖,一路吃着上学校。从家里到学校,大约20多分钟的路。棒棒糖吃完,学校也就到了。当时,对于每天只有3个铜板可以用,当然是很不满足的。那时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到自己能够挣钱了,一定买许多许多棒棒糖和好吃的东西,吃个够。
我20岁以后的那十多年,是兵荒马乱的年头。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1943年的湘桂大溃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革命战争,我都经历了。那个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以及发国难财的奸商以外,各行各业的老百姓都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条件,并且没有任何发财致富的途径。特别是在1947、1948和1949上半年,金圆券泛滥成灾,每月从学校领到几大捆金圆卷,只能换到两三个银元,生活主要是靠三斗公教米维持。对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于匮乏的自由,感到新奇,但无法理解。从来只听说有所谓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人身自由。虽然那种自由只不过是人们理想的要求,但似乎经过争取还是有可能实现的。而免于匮乏的自由,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温饱无虞,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社会里,全世界那么多缺衣少食的贫苦人民,怎么能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以说是罗斯福财富观的理想境界。他没有指出如何才能得到免于匮乏的自由,人们也没有认真对待他的这个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似乎真的获得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在城市和农村,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尽管那种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只是低水平的免于匮乏,但对于饱经战乱、衣食难继的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继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打破了那种局面。其实,即使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动乱和折腾,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低水平的免于匮乏,也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低水平的免于匮乏不是真正的免于匮乏。相对于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小康和富裕,那只能说是普遍贫穷。邓小平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外历史昭昭揭示: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民终究要抛弃这种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体现了这种转变。
三
我今天不想多探索历史问题。我只是想说,还是文革期间搞普遍贫穷那个时候,为普遍贫穷辩护的一些论点引起了我对财富观的认真探索。当时,从最高层起,层层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物质利益原则,认为搞物质鼓励就是修正主义,认为苏联教科书上讲的使工人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果实,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当时我们强调的是政治挂帅,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林彪提出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思想第一,被誉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报纸上甚至传播这样一种观点:工人做工为革命,农民种田为革命,不要工分也可以。把革命、阶级斗争、思想工作的作用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
这种蔑视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显然是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完全违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直接是为了得到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人们进行阶段斗争,也是为了打破和废除旧的物质利益关系和建立一种新的物质利益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也曾高估革命热忱的作用,但三年军事共产主义的惨痛经历使他认识到物质利益原则是不能忽视的。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才能提高生产,把千百万人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这些理论,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坚持正确的财富观,正确认识和对待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处理思想政治工作和财富分配工作的关系,是革命和建设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党和国家的大计方针来说,我们已经告别过去那种漠视物质利益原则的左的思想。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仍有待于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这是影响人一生的头等重要大事。财富是人们生存、享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谋求更多的财富,这完全是正当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劳动获得报酬,通过投资获得收益,这是谋财的两条正道。除了这两条正道,还有各种谋财的歪门邪道。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道?其实并不难懂。难的是,当各种歪门邪道的不义之财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动不动心,伸不伸手?一念之差,终生追悔莫及。倘这一念不差,就是正确的财富观,可不慎哉！上海证券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蒋学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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