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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天，我去意大利度假胜地布莱西亚，参加“21世纪，通用和世界汽车工业未来”研讨会。瓦格纳主持会议，一米九的大个子，没有西装领带，咔叽布裤子，浅蓝牛津纺衬衣，完全没有世界汽车巨头掌门人的架子。
一次在餐厅外的露台上我们同桌吃饭，我问瓦格纳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啊，印象特别好。他说，从中国的合作伙伴那里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对前景越来越乐观。中国国土面积与
波兰不可同日而语，而两个国家的轿车市场却同为每年60万辆。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机会吗？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们多次见面，但是有一次交谈，我和瓦格纳都不会忘记。
2002年8月，我和《中国汽车画报》的一位叫夏东的记者共同出席毗邻太平洋的圣巴巴拉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产品研讨会。会议期间的一个傍晚，通用在一个海滨花园里展示了数款新车和概念车。当我站在一款从材料到技术都有创新的多用途车前仔细打量时，我发现瓦格纳正站在我的身后。他问：你对这辆车评价如何？我说：通用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发理念全新的小型车，让我十分吃惊。但是，这类车型如果在中国生产，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又要满足中国消费者“讲面子”的独特需求，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这时，一个想了很久的话题，涌到我嘴边：汽车还不是中国人必备的出行工具，中国私人买车是从消费金字塔的顶端自上而下扩展，通用这样的大厂商是否会考虑把代表公司最高水平的旗舰产品拿到中国，比如凯迪拉克。须知那是80年代中国人最早见到的通用汽车，最早见到的高档车。凯迪拉克的新车型正是通用复兴的代表作，有冲击力，会受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喜爱。瓦格纳凝神听着，我的看法大概让他感到意外。
本以为说说就过去了。没想到，在研讨会的总结会上，瓦格纳说，有一些媒体朋友提出的观点，可能会给我们新的思路。回到中国，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墨斐和公关总监郑洁小姐又约我和夏东进一步讨论了在中国销售和生产凯迪拉克的技术和市场可能性。
不久后获悉，把凯迪拉克引进中国的一系列论证工作在瓦格纳和主管产品的副董事长———有“产品恺撒”称誉的鲁兹直接关注下已经展开。
11月4日，瓦格纳在北京长城饭店向中国媒体宣布，通用将在上海生产凯迪拉克的部分车型。他特别补充道：你们中的几位向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作为回馈，我们今天做出了这个决定。
会后与媒体合影时，瓦格纳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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